《联邦调查局档案》（应该算资料吧）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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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所能想像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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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档案
　　　　人脑所能想像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
　　　　收到任命信
　　　　1941年的夏天，对威廉·沙利文来说，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
　　　　7月3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邮差就按响了威廉·沙利文家的门铃。“先生，联邦调查局的来信，恭喜你。”邮差亮着嗓门，神情愉悦，似乎为做了一次联邦调查局的信使感到万分荣幸。联邦调查局？睡意朦胧的沙利文双眼立即熠熠发亮，一把夺过来信，果然是联邦调查局的专用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便笺纸。这张便笺纸正是沙利文数月以来苦苦等待的联邦调查局的任命信：
　　　　你被录用为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CAFO级，年俸三千二百美元。
　　　　落款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亲笔签名。
　　　　读着信文，沙利文顿时百感交集。当初他决定参加联邦调查局的考试时正任职于波士顿的国内收入署，上司曾一度不肯批准他调换工作地点，最后只所以对他亮起绿灯，是因为他要去的地方是联邦调查局。沙利文的上司以毋庸质疑的口吻告诉沙利文，如果沙利文去的是任何别的政府部门，他决不会答应。然后他便向沙利文讲述了有关联邦调查局的传奇故事：特工人员如何英勇神武，犯罪分子如何狡诈凶险，联邦调查局如何智斗罪犯，并将其一举抓获，还有那令人振奋的值得投身其中的生活。这位上司正如沙利文所接触到的其他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一样，只要一谈到联邦调查局就双眼发光，神采奕奕，流露出赞佩之情。
　　　　沙利文随后便向联邦调查局提交了申请书，并参加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考试。已先期于联邦调查局任职的特工朋友告诉沙利文，即使考试成绩很棒，但也未必一定会被录用，因为联邦调查局会对每一个提交了申请书的人进行极为严格的背景审查。包括这个人的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社交圈子等等，甚至会到他的出生地去了解他幼时事迹。在如此严格的层层筛选之下，能够被录用的寥寥无几。
　　　　虽然任命信拿到了手里，但沙利文知道，这并不等于他能立即到联邦调查局报到。
　　　　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3日，沙利文正在家里看报纸，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跑去开门，看见一个撑着黑色雨伞的黑衣人站在门外，一脸严肃的样子。让沙利文奇怪的是，雨早就不下了，但这人的雨伞依然很认真地撑着，好像还有滂沱大雨下着一样。那人举起一个身份识别证说：“FBI探员，欢迎你明天去联邦调查局报到，接受做特工人员的训练。恭喜你！”那人伸出手掌，抓住沙利文的手狠力一握，转身离去。
　　　　FBI探员的到来让沙利文一头雾水，他早上刚刚收到联邦调查局接受特工训练的书面通知，此时联邦调查局又专门派人来通知一次，这是怎么回事，沙利文不得而知。直到后来，沙利文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自己另眼相待的结果。
　　　　进入特工人员训练中心
　　　　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坐落在最繁华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从远处看，一幢米色的、略显陈旧的、极不起眼的大楼，还有那些匆匆出入其间，神色严肃的黑衣人。走近了，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家伙其实是个腰缠万贯的大人物。楼内的角落里安装着无数的金属探测器和X射线机，不管是多尊贵的客人，只要来到这座大楼，都要向门卫出示身份证明并进行登记，同时还必须上缴他们的武器。这一切，都显示了联邦调查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进入特工人员训练中心后，一开始是照例会有的细琐程序：填表格、在文件上签字、到各个办公地点参观。当沙利文对与他一起受训的人仔细观察时发现，他们50个人中没有黑人，没有犹太人，也没有拉美人，尽管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后来，有人告诉沙利文，这是胡佛的政策。
　　　　在训练时，教官曾一再对他们说，几百个人之中只有一个能经得起严格的审查和考验，最后被任命为特工人员。他们是“尖子”，是“精华”，是“世界上最精心挑选的人”。调查局特工人员一定比政府其他任何公职人员都“高上一截”，正如联邦调查局本身显然要比联邦政府所有其他机构要高出一头一样。
　　　　教官在授课时向学员们大力灌输个人英雄主义，尤其在提到联邦调查局英雄及其业绩时，更是津津乐道，百讲不厌。在讲火器射击时，他们最爱提及的是枪战故事，尤其是联邦调查局内的枪战英雄，如沃尔特·瓦尔什等，因为瓦尔什在心脏中弹后还能把袭击他的对手打死。
　　　　学员班的气氛让人恐怖和忧虑
　　　　学员们被灌输最多的则是忠诚思想。
　　　　每一个学员都必须得宣誓效忠宪法、捍卫宪法、打击任何一个与美国作对的敌人。每一个学员都必须得忠于联邦调查局，忠于胡佛先生。教官们通常在第一节课时就会告诉学员，联邦调查局是“人脑所能想像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并要求学员们记住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的一句格言：“一个机构是一个人延伸了的影子。”很显然，机构指的是联邦调查局；“延伸了的影子”自然是指高高在上的局长大人埃德加·胡佛。
　　　　有位当特工人员的朋友曾告诫沙利文，他们班上有一两个人是为局里的上司当坐探的，这些人都雄心勃勃，对联邦调查局极其忠诚，千万要对他们小心对付，因为只要他们往上面打一个报告，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就会改变。联邦调查局中有很多人在当特工人员之前曾担任负责过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他们不大容易被那些权欲熏心的家伙唬住，比较有主见，能自主。一开始，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对联邦调查局的政策提出怀疑。但很快他们就明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肯定会使他们更早地离开联邦调查局。受训者不断受到压力，迫使他们循规蹈矩，内部的坐探是个时时存在的威胁，使人不敢畅所欲言。关于某些特工人员的可怕故事不胫而走，那些特工人员违反了联邦调查局的规定，便因“印象不佳”而被解雇，从此永远无法再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学员班的气氛让人恐怖和忧虑。
　　　　一般情况下，学员每期受训3个月，每周上5天课，每天的上课时间是早9点到晚9点，若学习任务繁重时周六、日还要加课。受训地点在华盛顿市司法部或附近维吉尼亚州关蒂科海军基地。
　　　　三个月的训练紧张而繁忙，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胡佛所制定的极高的淘汰率。学员们稍有不慎，如学习不及格、说话不小心（暴露自己的不满）等，便可能遭到淘汰。
　　　　三个月的受训结束后要举行毕业考试，只有通过毕业考试，才能成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特工人员。考试科目有6门主科和9门副科。主科有联邦刑事法和调查方法等，副科有出庭技巧、火器使用甚至犯罪现场搜查以及发表演说等。考试合格成绩为85分。试卷交上后学员们就再也见不到了，考多少分谁也不知道，一切取决于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录用通知。一般而言，凡是上面（尤其是胡佛）不喜欢的人总是不会合格的，不管他考得有多好。
　　　　局长视察
　　　　胡佛很少给学员们训话，通常每期他只视察一次，而他的每一次视察对学校来说都是一项隆重的活动。
　　　　有一天，教官宣布，胡佛要来向学员们训话，接着便很快的训练学员们在他面前应当如何表现。教官告诫学员：“每一个人必须将头发剪整齐，皮鞋擦雪亮，一律要穿上白衬衣。在与尊敬的局长讲话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着局长本人。”教官们教导学员应该如何站立、如何说话、如何做事，甚至如何握手都有三项要素必须得掌握：第一，握手时手不能僵直，不能颤抖，否则说明你的心理素质不好；第二，用力不能太大，如果把局长大人的手握疼了，你绝对会被踢出门外，但又不能用力太小，这样会显得你没精神，可能胜任不了联邦调查局紧张的工作；第三，手不能出汗，因为用潮湿的手与局长相握，是对局长大人的极不尊重。
　　　　沙利文对当时这段回忆是这样描述的：和我同在一个训练班受训的共有50个人，其余49个人都穿了白色的衬衣，只有我一个人穿了一件黄色的衬衣。当时，训导主任对我们说，各位在局长到来时千万要注意，你们的外型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你们的衣着，要让人一眼看出与其他办案人员的不同。当时我穿的是一套三件式的西服，训导主任斩钉截铁地命令我换下，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从那天开始，我才深深地体会到胡佛对他手下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衣着极其挑剔。
　　　　在胡佛快要到来的时候，50名接受训练的特工人员分立在大厅两侧。胡佛从他们中间走过时，他们一声不响的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这使学员们产生了一种敬畏、惊异和充满希望的感觉。他们都噤若寒蝉，神情极为专注。胡佛讲话很快，很自信，也很简短。胡佛讲些什么无关紧要，单是他的莅临就足以使他们相信胡佛是一位无与伦比的伟人了。然而，胡佛并没有使所有的人都折服，特别的沙利文的一位同班学员。此人在进入联邦调查局之前曾是一位出色的律师，他对联邦调查局以及训练计划越来越挑剔。沙利文牢记着他的朋友告诉过的有关内部坐探的事，因此总是很小心，不鼓励他发表这种看法，也决不表示自己的疑虑。一天吃午饭时，他表情严峻地对沙利文说：“真该死，沙利文，我知道你对训练肯定有看法。好吧，你不说，我可要说。我要离开这里去参军。”沙利文劝他再慎重考虑考虑，至少到被分配到的第一个分局工作上一两个月再说。后来，这个人没等训练结束就被联邦调查局踢出门外。
　　　　学员们过关斩将，终于在通过种种关卡而被正式录用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后，被分配到各个分局及办事处工作。正如联邦调查局本身显然要比联邦政府其他所有机构要高出一头一样，特工人员的待遇是高于联邦政府其他所有雇员的：年薪2500-4000美元之间。而沙利文也没有让胡佛失望，到后来一直升任联邦调查局第三把手。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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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所能想像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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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人”
　　　　成立一支特工队势在必行
　　　　1908年夏天，一个阴郁的晚上，乌云压阵，空气潮湿得似乎随手一抓就能拧出大把水珠下来。
　　　　白宫总统府内，西奥多·罗斯福站在窗前，心神不宁。白天议员们的争吵让他甚为恼火，但是，成立一支特工队势在必行。无论如何，特工队的组建筹备工作必须紧锣密鼓地进行，计划绝不能泡汤，罗斯福下定决心。
　　　　当时政府一些部门（如财政部、邮政部等）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特工机构，国会一些议员反对增加新的中央特工机构。但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最终还是从财务部 抽调一些人员作为骨干力量，并吸收一些新的经过训练后的学员，组成了一支特工队，隶属司法部。
　　　　这支由西奥多·罗斯福支持成立的特工队后来发展为闻名于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它是美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型情报警务机构，是司法部下属的主要特工调查部门，也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反间谍机构，是美国情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支特工队于1909年3月16日改称调查局。此后，他的名字历经了几次变动。1925年以后改称联邦调查局。1932年7月1日，时任局长胡佛将其易名为美国调查局。1935年又换回原名，即联邦调查局。这个称谓一直沿袭至今。
　　　　活动范围逐步扩大
　　　　在最初两年内，调查局的活动范围不大，只限于首都以及印第安人居留地和其他一些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地区。1910年，国会通过了对付越州拐诱妇女活动的曼恩法案。调查局借此扩展了它的活动范围，在许多州和大城市派驻特工人员。1917年以前，调查局的权限还只限于处理一般的刑事和民事案件。
　　　　西奥多·罗斯福建立联邦调查局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打击西部登陆的海盗以及对东部大企业的盗匪集团的斗争中，能够得到情报上的帮助。现在，联邦调查局的办事机构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在其他很多国家也设置了办事处。它的特工人员都经过精心挑选，并要通过严格的训练：一种是课堂训练（学习侦破技术和法规法令）；一种是野外训练（学会自卫格斗技术和使用武器）。它的纪律谨严，特工人员受规定的约束，诸如：“ 不能漏付该付的税款" “不能兼职” “不能有其他收入”等等。
　　　　最初调查局的工作并不能让人满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裔工人中的怠工分子的斗争就很不成功。直到1924年胡佛担任局长之后，才真正制定出了严格的标准和进行了正规的训练。联邦调查局第一个大获全胜的“战役”是成功的打击了反对禁酒令的不法之徒。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特工人员赢得了“政府的人”的绰号。当时的电影明星凯里因送给他们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别开枪，政府的人，别开枪。”这反映了联邦调查局地位的提高。1934年，联邦调查局捕获了绑架并杀害林白幼儿的胡特曼，从此闻名于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小罗斯福总统要求联邦调查局肩负起反间谍、反破坏和反颠覆的任务。胡佛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在他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基本上肃清了纳粹的间谍网和由潜水艇偷运来的破坏分子。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胡佛对苏联的“威胁”愈来愈不安了。他告诉手下，一场反对**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苏的反间战，在取得丰硕战果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麦卡锡主义猖狂的年代，联邦调查局更是为虎作伥，胡佛却经常辩解说，他的职责不是分析和制定政策，也不只是做出判断，而是取得情报。但是，他所要取得的那一类情报具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他的目的不只是要做出判断，而是要起到影响。在那个时期，如果出现一本写苏联革命的书，那就意味着有一位学者马上要受到怀疑了。1956年怀特海德写了一本关于联邦调查局的书，胡佛在给此书作的前言里充分表现出了他的**立场：
　　　　“近年来，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和一些有阴谋的人，展开了一场旨在对联邦调查局进行诽谤中伤的攻击行动。在世界范围内为自由人民进行斗争这一事实，仍然是我们最有效的反击武器。同时，联邦调查局本身的工作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是对**党的追随者和辩护者所散布的诽谤中伤的最好回答。”
　　　　一贯的违法行为
　　　　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使民众的眼前不再雾气重重，也证明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远比它自己标榜的要糟得多！胡佛一直坚持说他的联邦调查局与水门事件无关——他知道这是麻烦事，并很高兴的看到中央情报局被牵扯进去。可是在水门事件后的调查中，联邦调查局的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曝光。
　　　　从调查中发现，联邦调查局的违法行为是一贯的，并且持续了很多年。1942～ 1968年，对14个“目标组织”进行了238次非法夜间搜查；1952年10月～1968年6月，3个“国内的颠覆目标”的住所被无数次的“非法进入”；1960～1966年，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纽约的办公地点至少被“闯入”92次以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对他们的文件、通讯录等拍摄了上万张的照片……
　　　　这些进行非法搜查的人全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还得到了特别的补贴。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非法活动，法律不能提供保障，如果在行动中被地方警察抓住的话，也只好像对待普通人那样把他们送进监狱。后来，由于害怕这些违法行动可能会被发现，从而波及联邦调查局及胡佛本人的声誉，胡佛在1966年下令停止了所有的“暗中行动”。但有一条例外，如果国家安全局在监听外交电台时需要外国大使馆密码的话，那他们还是会这么干的。
　　　　夜间非法搜查并不是联邦调查局所干过的惟一的“肮脏勾当”，它还干过暗杀。美国教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就受到其5年的折磨,报告还指出特工人员建议过要“杀掉他”，并且也这么恐吓过他。教会联合会把这种对路德·金的行动，看作是“在用秘密手段对付守法公民的黑暗时期的一个不幸插曲”。
　　　　联合会的报告是在1976年，胡佛死了4年之后才提出来的。胡佛在世时，慑于他的淫威，几乎无人敢公开指责联邦调查局及胡佛的胡作非为，因而胡佛也从来没有感受到国民的这种强烈不满。胡佛死后，格雷当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局长，后来便是精于此道的凯莱继任了。凯莱是胡佛的忠实信徒，在接受尼克松总统的委任后，使联邦调查局颇有起色。但卡特上台后，把他撤了。要找一个合适的接替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找了6个月，才找到联邦法官詹逊，但他健康状况不好，不能担任。凯莱虽然已宣称退休，也只好继续留任，一直到1978年1月联邦法官韦伯斯特接任局长。韦伯斯特被描绘成一个坚定、精明和正直的人，他保证将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工作，但事实未必如此。
　　　　联邦调查局既负责犯罪案件侦破，也负责安全工作。当然应该指出：当胡佛的**主义恐惧症导致安全工作超出范围和成为违法行动之前，联邦调查局对犯罪案件的侦破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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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所能想像出来的最伟大的组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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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力量部署
　　　　到1983年，联邦调查局似乎已经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和中央情报局一样，经过七年的严格限制之后，开始摆脱水门事件所带来的束缚，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权力：侦破可能出现的恐怖活动。
　　　　1991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苏联解体之后政府不需要再全力以赴地对付**主义威胁了，联邦调查局也随之调整了它的力量部署。它的斗争重点从反间谍行动转向日益严峻的恐怖主义。为了加强反恐怖活动的力量，它把原来专门对付苏联及东欧在美国进行情报活动的300多名特工人员，分到各州去专门对付恐怖分子。时至今日，可以说，反恐怖主义已经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头等重任，当然这并不排除它在反间谍和国内刑事侦破以及搜集外国情报等方面的使命。
　　　　恐怖活动从未间断过，联邦调查局似乎一直都很忙。1993年2月，纽约世贸中心被炸，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损失达5.5亿美元；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市联邦大厦被炸，16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1996年7月27日，恐怖分子再次发动袭击—一颗炸弹炸响在举世瞩目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成千上万名运动员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赛事；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大使馆发生爆炸，257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2001年9月11日上午9时许，美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在20分钟内接连遭到两架飞机的撞击，相继轰然坍塌！随后，白宫附近起火，又有飞机撞击五角大楼，国会山发生爆炸，一座47层高的大楼倒塌……全国陷入恐慌之中！
　　　　路易斯·弗里自1993年9月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实施了一些新措施，立志图新，不断调整和改革现行体制，以适应新形势下打击犯罪、遏制国际间谍活动、扫毒和清剿恐怖分子的需要。弗里就职后宣布：联邦调查局“惟一法则是法治，惟一职责是保护所有美国人不受犯罪及暴力之害”，因此它的工作重点是：集中精力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是亚裔帮派的犯罪活动；追踪和严惩国际恐怖分子和组织、国际毒枭和国内毒贩；调查和打击国际间谍活动，尤其是盟国针对美国的经济情报活动；大力打击白领犯罪，特别是利用计算机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他发誓要调整联邦调查局，将其改造成精干的、能适应21世纪需要的综合执法机构。弗里实施的一些措施曾使联邦调查局各方面工作颇有起色，他因此也受到了普遍赞誉。
　　　　丑闻迭起 失误百出
　　　　近几年来，联邦调查局丑闻迭出，这显示其内部系统仍存在大量问题。外界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2001年7月17日，联邦调查局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披露，联邦调查局在过去的11～12年间已丢失了近200台笔记本电脑和约450件武器。经联邦调查局认定，失踪的笔记本电脑中肯定有一台储存了机密信息，另外还有三台可能也储存了机密。窃贼偷去了失踪电脑中的13台，另外一些笔记本电脑则很可能是在从一个部门传递到另一个部门的过程中丢失的。联邦调查局丢失的近450件武器中约有184件武器属于失窃。失踪武器中大约有13件落入犯罪分子之手，犯罪分子在抢劫时使用了这些武器。尽管丢失的绝大部分是随身佩带的小型武器，但其中也不乏像冲锋枪这样的大家伙。
　　　　除失窃外，联邦调查局与其他执法部门的联合训练活动中显然还丢失了一部分枪支。联邦调查局的内部人员也和武器丢失有关联。有关方面已确认，丢失的武器中有66件都和一位退休特工有关，另外还有4件失踪武器与一些被辞退或是死亡的特工有关。
　　　　在FBI的“失误”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俄城爆炸案那次。当时联邦调查局向俄城爆炸案主犯麦克维的辩护律师提供材料时，居然遗漏了千页重要文件，结果造成麦克维的死刑被迫从2001年5月16日延迟到6月11日执行。
　　　　此外，联邦调查局资深探员汉森竟是潜伏了15年的俄罗斯双重间谍，舆论哗然，FBI大丢脸面！对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案件的处理不当同样也使FBI“蒙羞”！
　　　　把一双手套里留下的指纹取出来
　　　　联邦调查局的总部设在哥伦比亚区华盛顿市，是美国目前最大的调查网络的中枢。
　　　　总部设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如爆破物实验室、器械和兵器检验室、鞋印和车辙研究室、指纹鉴定和档案室、血液化验室、笔迹鉴定室、文件鉴定室、特殊摄影研究室、密码研究室等等。在它的指纹坚定和档案室里，约存有1亿7500万份指纹档案，每天要受理25000余件指纹查询业务。它利用尖端的镭射技术，甚至可以从一块木板或一张纸上，分辨出40年以前留下的指纹，或把一双手套里留下的指纹取出来。此外，联邦调查局还有一项新技术，可根据一点点的痕迹，复制出全部指纹。它的电子记忆系统储存着大约650万份资料，全国的警察机构均有电子终端同它保持联系，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得到这里提供的技术性资料。它的计算机系统还储存着上万份的人的五官特征的档案，有脸型、发型和眼、鼻、耳、口型等。在侦破案件中，可根据旁证人的记忆，从而绘制出案犯的面貌特征，为追捕案犯提供方便条件。
　　　　在调查马丁·路德·金被刺案时，联邦调查局便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很快将嫌疑犯抓获。他们根据情况绘制了这起凶杀案嫌疑犯的模拟素像。描述的嫌疑犯的特征是：白人，身高约6英尺，体重175英镑，年龄在25-30岁之间，头发深褐色或黑色；此人衣着整洁，言谈比一般人词汇丰富；据说是一个性反常者，有裸露癖；携带一支枪管极短的32或38口径手枪。发出模拟素像的第三天，一名妇女从弗吉尼亚州蒙彼利埃给联邦调查局打来电话说：就是他！并叙述了他们一家四人几周前曾被这个人拦截的情况。经过两周的调查，一名加拿大警察发现一个叫拉蒙·斯奈德的人在申请书里的照片，他的同事都认为，照片上的人和雷的面貌相似。后来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两名侦探又找到了一张遗留护照申请者手印的钞票，上面有一枚模糊的指纹。这些物证被送到联邦调查局后，不到1小时，有关人员立即做出结论：斯奈德和詹姆斯·厄尔·雷是同一个人。
　　　　总部这些先进的侦破技术使联邦调查局声名远扬。同时，它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职能部门：总部的调查处负责民事、刑事案件；培训处负责间谍情报人员的训练；行政处负责全局行政事务；国内情报处负责国内的反颠覆、反间谍和反情报任务；全国犯罪中心设有中央电脑， 储存罪犯档案及有关重要情报资料；等等。
　　　　联邦调查局下设50余个分局，遍布全国各地，较大的分局有上百名工作人员，较小的分局也有10多名工作人员。分局下再设办事处，遍布各个城镇乡村。每个办事处至少也有2名工作人员。国外的很多城市也设有联邦调查局的分局和办事处。过去数十年来，联邦调查局一直试图扩大其在国外情报领域里的作用。早在1939年，罗斯福总统就把西半球情报搜集的任务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为此，专门成立了特别情报局。这个局当时约有360名特工，大部分在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尽管二次大战后这一任务被取消，但直到1970年，联邦调查局在10所美国驻外大使馆中仍保留有“合法使馆官员”。1970年以后，这个数目增加到20个，而且主要的情报是通过具有高级职务的海外特工而获得，其中有些情报还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送交国务院高级官员。但后来，随着1972年胡佛的去世以及联邦调查局工作问题的大暴露，这一计划被迫中止，有联邦调查局派驻代表的驻外使馆也减少到15个。
　　　　此外，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关蒂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还设有特工人员技术培训学校。所有特工都必须经过该校的严格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够被派往总部、分局和办事处工作。这所学校拥有最现代化的设备，并拥有技术研究室。
　　　　联邦调查局内部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职能部门一直被历届总统关注着。联邦调查局虽然名义上只是司法部的一个机构，但它的司法权限很大。事实上，它的局长与总统直接联系，他的职权往往不是司法部长所能过问的。所以总统及议员们常常就联邦调查局的权限、局长任期问题发生争吵。这样一来，也养成了FBI探员骄横傲慢的习性。
　　　　多加一些肉在三明治里
　　　　在联邦调查局里有这样一个传闻：一个探员到办事处附近去买三明治，他认为自己是联邦调查局探员就应当有特别的折扣优待，或是以同样的价钱可以买到比较多的东西，于是，他在店里叫了一份烤牛肉三明治，耐心地坐在柜台边等店员把牛肉一片一片地切好，夹在面包里。当店员把三明治做好，放在盘子里，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懊恼的表情。因为他发现他叫的这份三明治并不比其他人的便宜，而且面包里面夹的牛肉也不见得比别人的多。
　　　　于是这位探员当场就把联邦调查局的识别证拿出来，并且向店员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你要多放点烤牛肉在我的三明治里。”这个三明治店员茫然无措，他并不知道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要有特别的优待。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传说，但是不久，这个故事便在联邦调查局内部流传开来，而且成为大家取笑的一件蠢事。渐渐地，这个故事成为联邦调查局里的一个口头禅。当他们对某些事情不满意的时候，或者对某人不满时，就会说多加一些肉在三明治里。同时，当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必要时暴露了身份，他就会对上司说我已经把烤牛肉三明治给他吃了。
　　　　从这个小故事便可以看出联邦调查局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联邦调查局的活动范围异常广泛，内容极为诡秘。它的特工人员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活动。他们经常打进各种组织、团体，以便刺探情报，而且吸收学生和各种人员充当“告密者”。安装窃听器，偷拆私人信件，偷听电话等违法手段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尼克松总统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必要时，会利用秘密闯入室内的方法来获得外国情报、外国颠覆的证据以及有关国内暴力行动的情报。在1942～1968年间，除侦察外国人以外，对于有进行颠覆或暴力非法活动嫌疑的国内团体进行了200多次秘密入室搜查。”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搜索情报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还做挑拨离间、栽赃陷害、造谣诬陷等实际破坏活动。
　　　　他们窃听手法很多，除了电话窃听，还在侦察对象的家里和办公室等地方安装电子监视设备。国内有专门设计制造窃听器材的厂商。这些窃听装置大多只有米粒大小，可以藏在帽子带上或放在原子笔里，用电线或无线发报机送到百里之外。调查局窃听的对象极广，甚至包括总统在内。当然，总统也会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任何人进行窃听，虽然美国法律并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60年代末期之前，胡佛一直是强烈主张搞电子监视的。到了60年代末期，处于对自己形象的关心，下令停止了非法窃听电话的作法。但是，当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要求胡佛对一些有向报界泄露绝密情报嫌疑的政府雇员的电话进行窃听时，胡佛却又同意了。
　　　　基辛格工作班子中的一位上校军官黑格，1969年5月10日到联邦调查局对沙利文说，他是经“最高方面的许可”奉命前来转达“白宫的一项要求”的。他解释说，一些时日以来，机密消息的泄露一直使尼克松政府感到苦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开会后48小时之内就可以在《纽约时报》上看到有关他们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报纸上刊登政府对外机密消息的一些报道，几乎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这些秘密消息的泄露在与外国政府的和谈中对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造成了难以置信的破坏，所以必须加以制止。如何制止？便是进行电话窃听，对白宫怀疑有可能把这些情况泄露给报界的人的电话进行窃听。他提出，由于这一行动十分机密，这个计划绝不能有任何书面记录。
　　　　黑格在临走前告诉联邦调查局需要密切监视的4个人的姓名，其中一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莫顿·霍尔珀林。
　　　　窃听使联邦调查局有了对与自己意见不和的政治人物进行恶意攻击的证据。另外，胡佛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利益，设法让国会议员和历届总统都明白自己手里抓有他们几个风流多情的小辫子。
　　　　这是胡佛惯用的伎俩。
　　　　胡佛这种远远超过他权力范围的手段，在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如何。这使得联邦调查局在政府机关里，渐渐变成一个“毒瘤”。但曾几何时，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胡佛是一个英雄。他的名字成为国家安全的同义词，成为美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同义词，当然，对于有些人也是畏惧的同义词。
　　　　胡佛是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生前获得无数殊荣。杜鲁门总统授予他“对美国作出杰出贡献”功勋章，艾森豪威尔总统把他列为“联邦杰出文职人员”奖章的第一个获得者……至今，他的名字——“埃德加·胡佛”，仍然金光闪闪地镌刻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大楼上！
　　　　胡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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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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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档案
　　　　“我一生应当忏悔的罪过之一”
　　　　发迹前的准备
　　　　1895年1月1日上午7时30分，在华盛顿离白宫仅一英里之遥的一幢白色木板房内，一男婴呱呱坠地。这一天是礼拜天，整个美国上空一片阴霾。男婴的哭声在阴晦的空气里更让人觉得沉闷和急不可耐。这个急不可耐的男婴长大后在美国历史上叱咤风云，并控制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达48年之久。他就是特工头子——联邦调查局第5任局长埃德加·胡佛。
　　　　胡佛一生所着力塑造的个人形象就像他的出生日期一样卓尔不群：1月1日。
　　　　埃德加·胡佛的父亲迪克森·胡佛出身卑微，不过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印刷工。使胡佛引以自豪的是他母亲，其母玛格丽特·沙伊特林可谓是名门之后——她的祖上是瑞士的高级官吏。玛格丽特的父亲于19世纪中叶移居美国，曾担任瑞士首任驻美领事。母亲是一名内战时期曾在国会山一带护理过联邦部队伤员的高级护士，她一生都为此经历感到骄傲，然而最让她自豪的还是女儿玛格丽特，因为她为她的家族生了一个足以让她在九泉之下笑得合不拢口的著名外孙——官至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
　　　　胡佛所受家教甚严，父母均对其寄以厚望，尤其是母亲，对胡佛的影响极其深远，特别是在性格塑造方面。胡佛少年时期对事物的判断都直接来源于母亲，甚至终其一生都在这种影响之下。幼年时期的胡佛就极其聪明，各科学习成绩均保持在优良以上。然而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出他有其他与众不同的地方。白天在教会学校读书，周末参加本地教堂的合唱团，做着和其他孩子相同的事情。到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突破，是在他11岁时，1906年的一个晚上。
　　　　那天吃过晚饭后，小胡佛出人意料的给全家每个人发了一张自制的报纸，上面是他自己收集的他所认为重要的新闻材料，并坚持每份收取一美分的报酬。此后，他每周都要收集两页以上的新闻材料，并央求哥哥替他打印出来。他给自己的报纸起名《新闻周刊》，在上面发表自己撰写的家事评论、学校见闻、街道消息，并留意收集到的花边新闻，如有一期他在头版位置刊载了总统女儿艾丽斯·罗斯福与众议院院长喜结连理的国家大事。
　　　　胡佛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记日记，自13岁时写下第一篇日记之后，他就从没间断过。所结识到的人、听到的有趣的事、打零工的遭遇及收入、，气温变化、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等，事无巨细，他都无一遗漏的像记流水帐似的记下来，甚至连他鞋袜衣服的尺寸也要一一收录。
　　　　小胡佛总是要设法给自己找点事做，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他似乎永远没有休闲的时候。胡佛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老掉牙的火炉，一到冬天，把火炉烧旺和捅炉渣子的事胡佛很积极地揽了下来。从9岁到12岁，胡佛一直是华盛顿《星报》的报童。每逢周末，他又会跑到市场上给逛街购物的人拎篮子，当然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的。
　　　　1909年秋，胡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盛顿著名的公立中学——中央高中。在这所注重全面发展的著名中学，胡佛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因体育、辩论等方面的出众才华赢得了学生领袖的地位。
　　　　1913年，胡佛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习，因当时家境破落，生活困难，遂选择了法学院的夜校，这样便可以晚上学习，白天打工，自食其力。于是，胡佛通过关系在国会山图书馆找了一份整理卡片的工作。早晨，他从家中步行几个街区到图书馆上班，下午5点至7点到法学院上课，回家后还要自修好几个小时。
　　　　1917年夏，胡佛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了，并先后取得法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当时的美国年轻人有着狂热的战争激情，纷纷加入了迅速膨胀的美国武装部队，但胡佛却搞来了一份“暂缓入伍证明”，并通过母亲娘家侄子、司法部部长威廉·希茨的介绍，进入了司法部。对于自己未像同龄人一样入伍，胡佛后来作出了自我解释：“上级认为我担负的反间谍工作比上战场更重要。”当然，他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反间谍的工作，实际上，他的工作是在邮件室处理各类邮件，当然，与其他邮件工不同的是，他服务的对象是为联邦政府。
　　　　命运的改变源自一次闲聊
　　　　虽然胸怀大志的胡佛对这样的工作极为不满，但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整天在办公室里忙个不停。因为胡佛相信机遇只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他的忙碌的身影给邮件室主任乔治·迈克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迈克森的一次无意间的闲聊改变了胡佛一生的命运，甚至美国的历史也因为这次闲聊而被改写。
　　　　1917年的一个很平常的早晨，乔治·迈克森在电车上遇到了他所熟悉的调查局局长布鲁斯·比拉斯基，闲聊中无意间提到了埃德加·胡佛。迈克森很自然地提到胡佛如何勤勉的工作，并夸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比拉斯基很感兴趣，说道：“这样聪明的年轻人放在你那里不是屈才了吗？”
　　　　“如果您需要，尽管把他拿走好了。”
　　　　在迈克森推荐胡佛之后，比拉斯基并没有立即把这位聪明的小伙子调过来，因为当时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合适的位置留给胡佛。比拉斯基把他推荐给了战时行动处处长威廉·弗林。1917年12月14日，22岁的胡佛正式加入战时行动处，担负起对付德国间谍可能进行的间谍或破坏行为的重任。
　　　　反间谍工作使胡佛如鱼得水，他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劲头，放弃了休息日，顾不上吃饭，每天工作到深夜，在办公室一坐就是数十个小时。他的忘我精神和工作责任心一下子就赢得了上司的注意，弗林不止一次地夸他是“一个勤奋的小伙子”，并在一年内给他三次加薪。
　　　　当时为了渲染对德仇视情绪，报纸几乎天天刊载德国间谍在美国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报道。德国侨民中到底有多少间谍不得而知，反正公众看到的数字是在一天天地增加，这其实是司法部在夸大事实，只是为了标榜战功而已。胡佛曾经提议并身体力行，凡在美国居住的德国籍或德裔女性都得接受登记，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由于工作量的浩大，登记造册进行得相当迟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兴起了整肃**主义思潮的运动，使得埃德加·胡佛之流有机会大显身手。
　　　　时势造英雄。世界大战的战争狂热，**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深入骨髓的间谍臆想症，战后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危机，愈演愈烈的犯罪活动，为胡佛这位“美国英雄”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行动处解散，胡佛失业。他申请到移民局工作，但没有成功。颇为赏识他的弗林把他推荐给了即将担任司法部部长的米切尔·帕尔默。
　　　　帕尔默走马上任之日，正是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之时。三K党人横行不法，禁酒法案令而不行，罢工事件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思潮交互激荡，就连帕尔默的私人寓所也给人半夜扔下了炸弹。国会惊慌失措，拨出专项经费令司法部着手对全国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激进团体进行大规模清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帕尔默搜捕行动”（Palmer Raids）
　　　　帕尔默把此项任务交给了调查局，并任命威廉·弗林担任调查局局长。在为自己物色助手时，他想到了弗林推荐的胡佛。这样，年仅24岁的胡佛正式加入调查局，担任局长助理，主要任务是收集和整理“带有革命激进主义色彩的社会团体”的黑材料。
　　　　胡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他过人的精力和才干，在诸多行动中大显身手，很快声名大震。1920年初他担任调查局总情报处的主任，并于1924年5月10日升任调查局代理局长。在他30岁生日的前10天，也就是1924年12月22日，时任司法部长哈兰·斯通正式公布任命胡佛为调查局局长。从此，胡佛霸占该位达48年之久，并对后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当然，这一切都得力于威廉·弗林的大力保荐。
　　　　弗林比胡佛多活了几个月，胡佛死后，有人问起他俩之间的关系，老头子第一次就他力荐胡佛的事向人坦言：“我要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悄悄地说，这是我一生应当忏悔的罪过之一。”
　　　　不能容忍调查局被吞并掉
　　　　胡佛在1924年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但在整个20年代，他没有找到太多的用武之地，到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在1932年。
　　　　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绝望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样动荡的局面造成了国民道德崩溃。一时间，盗贼横行，北美大地上发生了许多案件，著名的有约翰·迪林杰、“娃娃脸”纳尔逊、“俊小子”弗洛伊德等，他们偷盗汽车，抢劫财务，动辄杀人，作案累累。其中最为著名的也是让胡佛出人头地的是“林白幼子绑架案”。他破获此案后名声大震，从此把持联邦调查局48年之久，在这期间，政坛上先后更换了8个总统、10多个司法部长，只有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位无人撼动，始终被胡佛占据着。
　　　　1932年1月1日，飞行英雄查尔斯·林白的独生子小查理在幼儿园被绑架。此案在全美引起了轰动，但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这使得每个美国公民都觉得十分羞耻。林白是“美国梦”的化身，其幼子的遇害，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梦”的根基，全体国民深深震惊。因此，公众将此案视为罪犯对国家秩序的一大挑战。在公众的压力下，总统宣布，如果地方政府提出请求，他将指派几个部门参加对林白幼子绑架案的调查，这几个部门分别是特工局、禁酒事务组、华盛顿市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他指定埃德加·胡佛担任联邦协调人，但同时又宣布，联邦政府不负有办理这个罪案的责任，它只是在帮助地方政府。只有在发现罪犯违犯联邦政府法令的情况下，它才负此责任。
　　　　胡佛拘泥于州与联邦权力的划分，希望能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公众却认为，由于犯罪已膨胀为全国性的网络，因此执法工作也必须全国统一。新泽西州的一份报纸表示：“这种犯罪表明，美国需要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像英国苏格兰场那样的执法体制。”费城的一家报纸强烈呼吁全国警察要联合成为“一个监督、领导全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中央机构。”既然犯罪问题已经被当成国家兴亡的一个象征，那么，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犯罪问题。
　　　　4年一度的大选很快来临。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面对绝望的形势，这位身患残疾的总统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告诫美国人民：“我们惟一恐惧的就是恐惧自身。”他要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摆脱危机，美国应实行新政，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来使美国度过难关。
　　　　当时国内不仅面临一场经济危机，更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人们普遍认为，执政的权力机构内部一片混乱，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出铁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执法机构。这与新政的目标恰好一致。新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罗斯福上任后，首先任命霍默·斯蒂尔·卡明斯为司法部长。卡明斯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上任后，他坚定地支持总统的各项政策，并四处活动，力图使自己成为这场反犯罪运动的领导人。
　　　　1933年春，卡明斯宣布：一场反抢劫、反诈骗的全民性战斗即将打响。为了打好这一仗，他准备组建一支超级警察组织。在他的推动下，1933年6月10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总统令，把禁酒局、身份证局和调查局合并成一个新的联邦机构，由司法部负责，组建一支打击罪犯的联邦力量。至于说这个机构到底是叫美国国家警察，还是叫美国苏格兰场，卡明斯还没有考虑清楚。
　　　　出乎意料的是，身为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竟然拼命反对这个合并计划。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禁酒局是一个管理混乱、腐败无能、缺乏训练的机构，它根本不能与调查局的公正、高效和完美相比。胡佛说，如果真要把这两个机构合并，那么调查局势必会被毁掉，以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当然，胡佛反对合并的真正理由是，禁酒局有1200名调查人员，而调查局只有区区320名而已。一旦合并，调查局势必将被禁酒局吞并掉。
　　　　总统的训令于6月10日颁布，可到8月10日，新机构的领导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一周后，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胡佛手下的特工与一帮匪徒展开了一场枪战。当时，4名特工押送抢劫银行的罪犯弗兰克·纳什前往莱文沃思，在勘萨斯城汽车站停车处，他们遭到了一帮匪徒的袭击。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枪战结束后，人们发现特工雷蒙德和其他3名警察牺牲了，有2名特工受了重伤，弗兰克·纳什被当场击毙。
　　　　这个案件后来被称为“勘萨斯城大屠杀”，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卡明斯以此说明建立一个超级特工组织的必要。他会见了新闻记者，告诉他们在受害者中有一名司法部特工人员，他已经下令让整个司法机关来调查本案。他说：“费恩·米勒及其同伙不再只是单独行动的罪犯了，他们是一个犯罪集团。牺牲的特工人员雷蒙德和受伤的特工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法律，枪杀雷蒙德就是黑社会反动组织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宣战。”
　　　　卡明斯公布了新的改组计划。禁酒局、调查局、身份证局正式合并成新的调查局，胡佛被任命为新的调查局局长。此时，胡佛也已经在全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声望。
　　　　胡佛的第一个举措是建立调查局的技术实验室。他要求调查局的特工不仅要用勇气而且要用脑子去破案，特工人员要擅于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然后通过仪器的精密分析，来抓住罪犯的尾巴。实验室就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刚成立的调查局实验室规模虽然很小，但得益于政府的拨款和胡佛的支持，很快就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武器、水印、打字机和汽车轮胎档案。这样，当特工们与罪犯做斗争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证据。
　　　　胡佛还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特工训练机构——联邦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1935年7月26日，他与司法部长卡明斯一起宣布学校成立，首批参加培训的学员有23名，他们大多是各州和地方的警察机构领导人。根据胡佛的计划，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实验室和其他科学设施将供地方警察机构使用，而国家警察学院则对地方警察机构特工进行技术培训。在胡佛的领导下，地方警察机构也纷纷组建起各种各样的培训学校，而胡佛则把联邦调查局的老师和专家送到这些培训学校去讲课。通过这种体制，胡佛在地方警察机构中培植了一帮支持者，而且也使联邦调查局奠定了在全国警察体系中的轴心地位。
　　　　胡府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高素质的特工在掌握了侦破技术后如虎添翼。联邦调查局一反过去在与犯罪集团作斗争时的被动状态，连战连捷，先后侦破了几个大案件，并将罪大恶极的“机关枪”凯利、“俊小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等罪犯一举剿灭。
　　　　这时，又赶上了正在酝酿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了解国内的**党力量和法西斯势力的情况，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秘密法令，授权联邦调查局调查国内的间谍破坏活动。至此，联邦调查局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它获得了拆开寄给轴心国外交官的信件、窃听可疑人员电话、进入住宅搜查等特权。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利用这些特权出没于全国各地的公众场所，打进各种进步组织了解情况，他们还通过窃听**党政府驻华盛顿代表办公室的电话及其他一些渗透活动，获取密码和外国情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又将西半球情报搜集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为此FBI成立了特别情报局，并在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地招收了300余名特工来配合他们的工作。
　　　　胡佛对联邦调查局的体制进行了调整，他建立了检查和培训工作人员的严格制度，撤换了一大批被认为不称职的探员，重新挑选了一些年龄在25~41岁，并且具有法律或会计大学学历的年轻人才充实到联邦调查局中。利用特别情报处的特权，胡佛不断扩大FBI在情报领域里的权力，把整个作业推展到全世界。战后，联邦调查局彻底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00名特工的情报机构。这一切，与胡佛是分不开的。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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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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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又搞掉一个令人讨厌的肥猪
　　　　强制性自愿加班
　　　　胡佛对他手下的探员实行“强制性自愿加班”的政策。特工人员被迫早晨7时上班，比正式工作时间提前2小时。不管有事没事，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这样，胡佛去国会山汇报工作时就可以不无自豪的说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如何不辞辛劳。在联邦调查局任何称职的探员，如果确实工作需要，都会在凌晨2点钻出被窝去捕人，或者通宵加班。可是假如无所事事，谁也不愿闲坐在办公桌前虚掷时光，况且这种强制性自愿加班又得不到报酬，因此探员们都有一肚子的不满，但又不敢公开表现出来。为了把这百无聊赖的清早熬过去，FBI探员就到附近的咖啡厅去消磨时间。一些野心勃勃的特工为了加薪或者晋升，就给胡佛打小报告，说他们发现许多在总部签到上班的特工人员都在惠兰杂货铺里喝咖啡。胡佛担心人们知道在没有工作时他还迫使手下人加班，于是耍出“黑色星期五行动”一招。1958年的一天早晨，他派了一组检查人员去惠兰杂货铺，把每个在场者的名字统统抄录下来。从此，这些人在联邦调查局再也没有得到重用，并相继被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给踢出门外。
　　　　胡佛常派他的得力助手到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校对联邦调查局进行大力宣传，并以高薪招聘的形式使联邦调查局的名字深入人心。60年代有人做过调查，所有在校大学生中，希望进入联邦调查局当特工的人占67%，更多的中小学生则把特工作为自己一生中的一个崇高理想去追求。
　　　　“不要给调查局抹黑”
　　　　“不要给调查局抹黑”是胡佛的座右铭。凡是对联邦调查局的形象有不利的地方，胡佛
　　　　一概掩盖事实真相并坚决予以否认。对报纸杂志、电视节目胡佛更是全力应对。在FBI最近揭密的档案中就披露了胡佛对色情杂志《花花公子》极度关注的事情。
　　　　《花花公子》1955年9月号有一篇特工上太空侦查的科幻故事，胡佛认为该故事内容讽刺了联邦调查局，但还不值得采取行动。
　　　　联邦调查局虽然一再声明不希望成为警察单位，胡佛仍然从联邦调查局国家警察学院特别训练班中抽调了一些人组成了秘密警察部队。这些特工关注着所有美国公民的资料，包括电视电影明星的动向、私人作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意见等等。
　　　　胡佛命令秘密警察部队的特工对《花花公子》进行仔细审读，每期都不能错过，以发现杂志内容是否有侮辱嘲弄联邦调查局以及他本人的地方。
　　　　在1963年2月号中，杂志主编海纳夫写了一篇批评胡佛反色情读品的社论，这使局长十分气愤，立即下令特工去调查海纳夫的背景。
　　　　在海纳夫的调查档案上胡佛写到“此人提倡性自由，宣扬色情读品对青年人无害，值得注意。”1967年他还写了一篇批评《花花公子》漫画的报告，称杂志中有一篇连环画借故事之名讽刺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并诬陷了忠诚、爱国、道德、清白的联邦调查局的声誉。
　　　　探员是局长身上的一件衣服
　　　　胡佛觉得自己就是联邦调查局，而探员是他身上的一件衣服，是用来装饰他的。在与每一名新来的探员面谈过之后，胡佛都免不了要评判一番：这个探员站得不够直，个子太矮，还有些秃顶；或者那个探员有点招风耳，长了个鹰钩鼻，而且在听他讲话时总舔舌头。
　　　　每个特工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只要一踏入联邦调查局的门槛，就自觉地承担着为联邦调查局做宣传的重要任务。在胡佛看来，特工人员应该个个都是美男子，不仅要身材高大、五官端正、衣着得体，而且还必须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富有教养，让人一看就乐于交往。若探员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相貌，比如说秃头，或者长有粉刺，等等，只要给他看到，他都坚决予以开除，不管其是否才华横溢，或者是否是他最最喜欢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等。
　　　　一天，胡佛乘电梯去办公室，一个穿红马甲的小伙子恰好与他同行。真是活该这家伙倒霉，胡佛最看不惯穿红衣服的人。这还不算，这个可怜虫碰巧那几天上火，内分泌失调，脸上粉刺丛生。胡佛一走进办公室，就即刻命令火速找到那家伙，马上开除。
　　　　因为胡佛的吹毛求疵，许多才华出众的有志之士被联邦调查局拒之门外。一个名叫兰德尔的青年怀着一腔热血报名加入联邦调查局。兰德尔模样英俊，聪明果敢，一见就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的申请立刻就被否决了。因为接待他的人认为他乡土气息太重，不够文雅，眼神里缺少某种狂热的激情。兰德尔不服，就找到沙利文帮忙。沙利文另找了一个谈话人去面试他，结果他被录用了。
　　　　兰德尔在训练结束考核时各门课程均名列前茅，得到教官们的一致赞赏。随后他被分配到辛辛那提分局，将工作干得很出色。可是几年后，他却死活要离开。
　　　　“我想工作，想干出点成果，我不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喝茶、聊天、看报纸上。可是，你看，我整天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位一心想进联邦调查局的兰德尔在推荐他的沙利文面前满腹牢骚。
　　　　沙利文没能留住兰德尔，正如他留不住许多象兰德尔一样不满于现实的年轻人。
　　　　秃子传奇
　　　　秃子在联邦调查局是没有好日子过的。内森·费里斯是个秃子，他的遭遇颇有点传奇色彩。
　　　　联邦调查局是坚决不会雇佣秃顶的人的，但是对进入联邦调查局之后头发才开始脱落的特工，胡佛倒会网开一面，但又绝不会让他与公众接触。内森·费里斯并不是天生秃顶，刚进入联邦调查局的时候他的头发还很浓密，但是随着工作越做越好，头发却变得越来越少，直至最后完全脱落。到60年代初的时候，内森是胡佛助理副局长威廉·沙利文的部下，主管所有驻外办事处的工作。一天，内森找到沙利文请求调动，他想到墨西哥办事处去度过余生，因为他曾在那里干过，非常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他原籍拉丁美洲的妻子也酷爱墨西哥，只要能让他回去，就是担任个小职位他也心甘情愿。
　　　　内森是沙利文的老部下，沙利文当然没什么话好讲，但问题是，驻外办事处的人员总是要抛头露面的，因为他们要发表演讲，会见客人，处理各种公共关系，内森的秃头就得时时亮相，而胡佛是绝对不会允许他手下的特工的“良好形象”遭到破坏的。无奈内森苦苦央求，沙利文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把申请书放在备忘录里呈送给当时局里的第三号人物艾尔·贝尔蒙特。
　　　　贝尔蒙特一收到备忘录，就马上给沙利文打电话：“你疯了吗？沙利文，怎么能把有关费里斯调动的事弄到我这儿，局里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个秃子，胡佛不会批准的！”
　　　　沙利文详细解释了费里斯的苦衷和心愿，贝尔蒙特决定想个法子试试，但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两天后，沙利文接到贝尔蒙特的电话，他在哈哈大笑：“听我说，沙利文，我可算是把托尔逊那个混蛋给骗过去了。”
　　　　托尔逊是胡佛最亲密的助手，也是胡佛一生中惟一的最亲密的朋友，凡是送给胡佛的东西，都得由他先过目。内森的调动请求呈送给托尔逊之后，他记起内森是个秃子，于是就找贝尔蒙特责问，没想到竟给糊弄过去了。
　　　　“贝尔蒙特，我记得内森好像是个秃脑壳。”
　　　　“哦，尊敬的托尔逊先生，我想您想到是的另外一个家伙吧，有个叫托玛的家伙是个秃子。”贝尔蒙特巧妙转移话题。托玛是局里有名的秃顶，头发完全掉光了，比内森秃得还厉害。
　　　　托尔逊对贝尔蒙特凝视片刻，然后绽开笑容。“你说得对，”他说，“我记得就是这个人。”他当下就批准了调动，并转呈胡佛。
　　　　这是最后一道关口，当然，也是最难通过的一关。因为胡佛规定，凡派到国外办事处的特工，他都要亲自接见，这样内森的秃顶自然无法再瞒过去。
　　　　真该内森走运，这时正是胡佛局长一年中最忙的时节，即在他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进行年度作证的前夕。这次作证将决定联邦调查局的预算，胡佛每次都会做缜密的准备，而其他的事情则是能推就推。内森和沙利文瞅准这个机会，决定设法绕过个别谈话这一关，以给胡佛写信取而代之。他们用一页半的篇幅吹捧胡佛，并说内森知道他公务缠身，深感不可占用其宝贵时间，故宁愿放弃聆听局长训话之良机。信发出去之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胡佛竟然破天荒地同意不再面见内森，并批准将其调往墨西哥，这真是前所未有的破例。于是，内森挺着秃头兴高采烈地带着一家老小赴墨西哥任职去了。
　　　　但内森仍有一件事放心不下：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规定，他必须每隔两年回总部向胡佛与托尔逊述职。两年中他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一个绝招。
　　　　两年后，内森挺着秃头重返华盛顿，临行前他花费了一百多美元为胡佛与托尔逊带去了一大堆墨西哥银器作礼物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些小巧玲珑的银器闪闪发光，令胡佛与托尔逊目不暇接，哪还有闲心顾及他的秃头！内森喜出望外，平安返回墨西哥。
　　　　体重风波
　　　　胡佛对外貌和仪表的苛刻要求，有时竟会达到一种荒谬的程度。
　　　　内森·吉本斯的厄运竟然跟体重有关。他本是个非常优秀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曾因出色的表现得到胡佛的赞赏，并先后得到6次表扬和3次加薪。然而自从被调入总部后，他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终日不得安宁的原因竟同胡佛的体重直接关联。
　　　　原来，胡佛在63岁时突然觉得自己正在走向暮年，对健康状况给予了无比的重视。一天，他在无意中看到一家保险公司散发的说明书，上面列出了身高与体重的理想比例，并附加一份科学食谱。按照这个比例，胡佛的体重应该从眼下的203磅降到170磅，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健康。胡佛当即决定减肥，并按食谱改进饮食习惯。同时，他还在局里下达死任务，凡超重者一律调出联邦调查局总部。
　　　　于是，整个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减肥运动。
　　　　这场运动的受害者自然是联邦调查局内的无数个胖子，吉本斯则是其中一个。他在胡佛特意组织的体重称量中达到195磅，超出规定整整7磅。按理说，超出7磅在正常范围之内，不应该算为肥胖，检查他的医生也这么认为。但命令不得不执行，吉本斯不得不节制饮食，终于在一个月之内迫使体重降到187磅，达到了规定标准。然而好景不长，该长肉的年龄想不让它长肉都不行，没过几天，吉本斯的体重又“嗖”的一下蹿上去了，半月后，又超过了195磅。1960年，吉本斯由于体重不合标准而无法获得晋级。他觉得很委屈，并想面见胡佛。胡佛不但将他拒之门外，还把他调到底特律，并命令他每30天称一次体重。
　　　　吉本斯的体重再也没有下降过。于是，没过多久，他又被从底特律调至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办事处，两个月后再调至俄克拉荷马市，工作地点越来越偏僻，并且被常常无缘无故地点名批评，还一度停发工资。胡佛甚至无端地追查他在海军陆战队时曾经酗酒的有关传闻。
　　　　虽然吉本斯曾经发过誓要终生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组织而奋斗”，但他终于还是忍无可忍，他给胡佛起草了一份电文，称自己“精神不好，无法继续工作，故尔请求提前退休”。吉本斯当然精神正常。联邦调查局派医生给他检查，诊断结果却是“吉本斯患有严重的妄想狂症，已不适合作特工人员”。这样，吉本斯被批准退休，但却只能领取失去工作能力退休金，不能领取数额不菲的正常退休金。
　　　　胡佛在搞掉吉本斯后长出一口气，说道：“终于又搞掉一个令人讨厌的肥猪。”
　　　　比起其他真正肥胖的特工来说，吉本斯还不是最倒霉的。一个胖子特工迈顿·莱恩斯因为突击减肥而整整一个礼拜没有进食，最后一头栽倒在写字台前，再也没有起来。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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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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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溜须拍马，不能非议半句
　　　　沽名钓誉
　　　　无论是在联邦调查局内外，胡佛总是刻意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想方设法捞到更多的名
　　　　誉，别人只能对他溜须拍马，而不能有半句非议。
　　　　上世纪40～50年代，胡佛一度追逐名誉学位或职位。特工人员只要想办法满足他这一嗜好，比如答应给他弄个学位或客串教授一类的头衔，此人便可以晋级或者至少得到一封表扬信和250美元的奖金。
　　　　有位特工在分局工作多年仍得不到升迁，得知胡佛这一嗜好后忙赶到其母校，与院长商讨给胡佛弄个法学博士当当，并让胡佛知道是他促成此事的。于是，他给胡佛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胡佛先生：
　　　　昨天下午我重返母校，与院长商量某君申请加入联邦调查局一事。您的大名在该校已如雷贯耳，无人不晓。临别时，院长跟我说：“我个人认为，贵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无疑是国家培育出的一位伟大人物，我很想授予他一个名誉博士头衔，请将我的这一考虑转告局长先生。”
　　　　胡佛看后果然心花怒放，不但立即升迁了这位特工，还亲笔起草了一封表扬信，外加250美元的奖金。大概15年后，胡佛开始对学位兴趣索然，这种学位授受之风才算有所收敛。
　　　　只要是有损胡佛名誉的事情，胡佛都会想方设法掩盖真相。
　　　　一天，胡佛收到某部长的来信。信中说：过去十几年中，他一直在训话中赞扬胡佛局长，并教导部下以胡佛为榜样，当听到局长在赛马场上虚掷了不少时光，甚至参与这一赌博时，他的表扬就戛然而止了。信件科收到信后，立即转送胡佛这里，一位职员巧妙地替胡佛写了封回信。他首先感谢部长多年来的支持，继而写道：“我确实每年都去赛马场，因为我从小就对马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喜欢看他们腾跃奔驰。”在一两个段落之后，这位职员顺势插进去一两句解释的话，说胡佛为了不使他的同伴们感到尴尬，确实也偶尔押过两美元的赌注，但他的主要兴趣是马的品种的改进。这封信看来是起到了作用，那位部长再没有写过此类的信件。当然，这封信纯属虚构，胡佛不但每年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托尔逊及一帮亲信特工一道坐着一辆黑色防弹车去赛马场观看赛马，而且他还买下了百元甚至更多的赌注。
　　　　“此人以不良印象被免职”
　　　　胡佛对下属对他的态度极其敏感，当他认为有哪个下属对他有冒犯或者不敬的态度时，他就会将此人逐出联邦调查局，并在该探员的档案材料上写上“此人以不良印象被免职”这句话，这个人就再也难找到其他工作了。
　　　　胡佛手下有一个叫韦尔斯的探员，他在一次宴会上被人问起“您觉得胡佛如何？”见问到顶头上司，韦尔斯当然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他下意识地用手指敲了敲脑袋，想了想，什么都没说。事后有人写了一封长信给胡佛，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对韦尔斯的“敲头”动作做了如下解释：“韦尔斯那个动作对尊敬的胡佛先生您是个明显的讽刺，他的动作暗示您是个精神不正常的疯子。”胡佛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撤消了韦尔斯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所有职务，将他调至某个偏僻地区的分局。
　　　　还有一次，胡佛到纽约市的教堂参加一名殉职特工的葬礼。当时教堂所在的街道正在修路，不准汽车通行。司机便对胡佛说明情况，告诉局长如果绕道从另一条街开到教堂去恐怕时间不够，建议大家下车走着去。胡佛一句话没说就下了车。第二天，那位司机在去上班的时候被告知他已经被联邦调查局开除了。
　　　　在联邦调查局内，不管是谁，如果敢对胡佛有半句非议，那他一定会被整得很惨。在这一点上深受其害的当属杰克·霍尔。
　　　　杰克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在他37岁时决定报考法学院硕士学位，一次，社会学教授让他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你心目中的联邦调查局。杰克是个书呆子，他以一个治学者的严谨态度公正地分析了联邦调查局的各个方面，最后指出，联邦调查局的主要缺点为：过于僵化。他坦诚地指出，联邦调查局的一切都在围绕着埃德加·胡佛的生活与功绩而转。写完这段话后，杰克非常害怕，连忙写信给导师请求其保守秘密。然而，他的导师还没读到这篇论文，秘密已经不胫而走。杰克千不该万不该的把这篇论文交给他的秘书去打印，没想到秘书又传给了另外一位同事，这样传来传去，终于给胡佛知道了。
　　　　杰克被叫去盘问了5个小时，无论他怎样解释，说他写的只是一篇学术论文，且没有旁人读到，并未造成危害，任何解释都无用。胡佛早已气急败坏。
　　　　没过几天，杰克就被停薪停职，而后调往外地。杰克的导师也跟着倒了楣，他所在学院的院长接到联邦调查局一位官员的电话，声称如果此人继续在该院任教，联邦调查局的所有学员都将离开该院。院长当然没有理睬这样的恐吓，结果，那位教授继续留任，而联邦调查局的所有学员全都撤到其他地方去了。
　　　　此时，杰克的妻子正身患重病，若他到外地任职，妻子就无人照顾，全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因此他决定辞职。这样一来，正中胡佛下怀，他很痛快地批准了杰克的辞职报告，并别有用心地在上面批注“此人犯有严重错误”。联邦调查局内一律得到警告：谁也不许与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敌人”有任何接触。
　　　　胡佛把持的联邦调查局犹如人间地狱，人人惶恐不可终日，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罩在每个特工的心里，自保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工作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胡佛的吝啬与苛刻
　　　　五、六十年代，有两本书在国内非常畅销——《欺骗大师》和《**主义研究》，凡读过的人都会注意到封面上赫然署着“埃德加·胡佛著”。其实，这两本书并非胡佛亲自撰写，甚至胡佛连读都没读过。然而他却把功劳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并私吞了所有的稿费与版税。
　　　　这两本书全部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搜集资料撰写而成，胡佛却毫不客气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书出版后，联邦调查局的各州办事处都要进行销售。遍布全国的特工人员公开在书店、电视和广告节目中进行推销，还设法让当地报纸刊登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写的书评。一时间，这两本书被炒作的沸沸扬扬，成为全美畅销书。联邦调查局也因此得到了一笔数额不菲的稿费收入，胡佛名义上规定所有稿费收入留作联邦调查局的娱乐基金，但实际上，这只是掩人耳目的一种逃税手法，胡佛将其全部纳入私囊。
　　　　胡佛身居联邦调查局局长之职，过着帝王般的生活，而联邦调查局就是他的王国。为了同他自封的帝王形象相适应，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十分豪华。外面一间办公室里摆着一张硕大无朋的玻璃桌子，只有博物馆才用这种桌子来陈列物品。胡佛用它来展示FBI所缴获的战利品。有俄国间谍鲁道夫·阿贝尔用于传递密码情报的一枚中间挖空的五分镍币，从迪林杰和卡皮斯等著名罪犯手里缴来的手枪等等，其实局长本人根本不会使用枪支。局长自己拥有的是一间巨形办公室，室内宽敞无比，四周摆满了书籍，家具精致舒适，最引人注目的是屋子中央的椭圆形桌子，大得可以坐下10个人，当然，胡佛总是坐在桌首。胡佛特意为自己定做了一把可以调整高度的旋转椅子，当有人来面见胡佛时，他就把椅子调整到最高度，居高临下地看着来者，给人威严的气势。
　　　　这只是胡佛的办公室，他的私人住宅则装潢得更为考究，犹如帝王之宫，富丽堂皇。家中所有的开支都无需胡佛自掏腰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为他承担了一切，而特工们花费的则是纳税人的钱。
　　　　他的住宅的前面是一座华丽的门廊，后院有一个精巧的凉棚和一个安装了水底灯光与马达的鱼塘，这些是展览处为他设计和建造的；档案处为他配制或刷新书架、电话机架及其他各类家具；空调、音响、录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维修由无线电工程处负责。春天，联邦调查局特工为他修剪草坪和树枝；每年夏天，胡佛都要到加里福尼亚州度假，在他走后，联邦调查局特工要把他的寓所粉饰一新，所有门窗都要油漆一遍；秋天，特工为他打扫落叶；冬天，扫雪的工作自然无须胡佛本人亲自动手。联邦调查局特工随叫随到，不敢有半点疏忽。这一切当然都是免费的，胡佛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
　　　　胡佛喜欢旅行，但他讨厌乘飞机，喜欢坐火车。他的每一次旅行都是一项重大的活动，行政处的负责人会很快与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联系，以保证局长车厢里始终保持华氏68度的温度。当胡佛到达目的地之后，宾馆的服务人员要出来迎接，并保证他的房间里备有足够的局长喜爱的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此外，房间里还必须有清香的鲜花。当然，这些旅馆房间全部是免费的，只不过当胡佛回到华盛顿以后又会要求局里按房间的价钱付给他补贴。
　　　　一次，胡佛刚从加里福尼亚州回来，有位特工人员见到他时，便向局长问候假期过得如何，胡佛听到这句话大为生气，他向那位特工人员尖叫道：“你知道我从来不休假！局长是从来不休假的！”当天就把此人轰出了联邦调查局总部。
　　　　胡佛对座车的舒适同样十分挑剔。他在华盛顿有两辆汽车，在迈阿密、洛杉矶和芝加哥各配一辆。这些车全都一模一样，摆设得精细舒适。夏天，冷气要要开得恰到好处，冬天勤杂人员总要在行李箱内准备一条毛痰，以备暖气坏掉时使用。有一年冬季的一天，车里的暖气真的坏了，很不凑巧的是那天毯子恰好送去干洗了，胡佛大发雷霆，命令司机全面检查车子，并立即又买来一条毛毯。不用说，行政处的许多人都因此收到了一封批评信。
　　　　胡佛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不管他想干什么，从来不必花费自己的一分钱。他的年薪原本就很高，隐性收入更是不计其数。为了更好的管理家财，胡佛特地聘请了一位会计师。名义上这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但实际上是胡佛的私人会计师，只为胡佛一人干活，而他高达3.6万美元年薪的工资则必须由联邦调查局来承担。这位会计师惟一的工作就是照管胡佛和托尔逊的家财，包括极为隐秘的股票交易和所得税事务等。可惜局长终身都没有结婚，这些钱在他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正是胡佛终身未婚这个事实让世人更为关注，从而忽略了他的苛刻与吝啬。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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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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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女人的欲望淡薄后，男人取而代之
　　　　初恋及昙花一现的女人们
　　　　胡佛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少有同其他女人乱搞的记录。众多的资料显示，胡佛是个同性恋者，对他稍有研究的人也都这么认为。事实上，胡佛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也有过初恋，早期也同几个女人交往过，只是女人总是让他伤心。在他对女人的欲望淡薄之后，取代女人位置的自然就是男人。
　　　　据说，胡佛初恋的姑娘叫艾丽丝。那时他24岁。艾丽丝艳丽的容貌一下子就击倒了胡佛。艾丽丝大学毕业后在战时行动处找到了工作，因而胡佛有机会接近她。胡佛频频的找借口同艾丽丝说话，起初艾丽丝对他一直若即若离。但胡佛丝毫没有松懈，一心一意地追求她，送花、写情书，终于打动了姑娘的芳心。艾丽丝开始与他约会，并答应同他保持爱情关系。陶醉在爱情甜蜜中的胡佛决定把事情告诉母亲，他拿艾丽丝的照片给母亲看。然而万没料到母亲一下子就否决了。
　　　　“这哪里像我们穷人家的媳妇，长得这么妖艳！”玛格丽特断然拒绝。
　　　　这些事情都给胡佛的外甥女，也就是他姐姐丽莲的女儿看在眼里。多年后她向人透露：“外婆独断专行，什么事情都由她说了算。舅舅刚带回来一个女朋友，她就马上出来棒打鸳鸯。难怪埃德加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一切都是外婆的错！”
　　　　胡佛虽然没有明着与母亲作对，但依旧与艾丽丝秘密幽会，只是不敢让母亲知道。当两人的感情日渐深厚之时，胡佛决定向艾丽丝求婚。他给艾丽丝写了张便条，约她一起吃饭。然而，艾丽丝没有赴约。
　　　　三天后，胡佛收到了艾丽丝的来信。艾丽丝在信中说她已经疯狂的爱上了一位军官，一个远比胡佛英俊洒脱的男人，她将与那人结婚。
　　　　艾丽丝的背离使胡佛深受打击，他的心情苦闷至极。在绝望中胡佛暗发毒誓：今生今世再不与女人结婚！
　　　　事隔几十年之后，胡佛曾对采访他的记者吐露心迹：“我年轻时曾经恋爱过一次，我想，可以称之为初恋。”
　　　　胡佛被艾丽丝一脚踹开之后，转而对所有的女人都敬而远之，并决心一辈子不再结婚，将终生献给联邦调查局。事实上，后来还有几位女性出现在胡佛的生命中。1939年，也就是胡佛44岁的时候，有人看见他频频的与一个看上去比他大好几岁的女人一起吃饭或散步。这个女人叫瑞拉·罗杰丝，比胡佛大4岁，已结过两次婚，是《海军陆战队》月刊的编辑。在罗杰丝之前，胡佛有一阵子狂热的追逐过一个叫弗郎西丝·马里恩的女电影剧作家。在他与弗郎西丝打得火热的同时，又忙里偷闲地去和一个叫露丝·拉穆尔的女人约会。
　　　　同性恋
　　　　无论无何，这些女人在他生命中都只是昙花一现，匆匆而逝，因为艾丽丝的阴影一直在他的心头萦绕，使他无法对任何女人产生信任感。事实上，陪伴他一生的是他的男伴——局长助理克莱德·托尔逊。
　　　　胡佛的第一个男伴据说是珀韦斯。有一阵子胡佛非常信任他，时常与他成双入对于各种场合。胡佛死后，人们整理他的信件时，发现胡佛总是称珀韦斯为“亲爱的”，内容也极其暧昧。在胡佛面前，珀韦斯也从没有像其他特工那样战战兢兢，而是非常随意。然而珀韦斯的地位在克莱德·托尔逊得宠后就一落千丈。
　　　　托尔逊于1928年进入联邦调查局。他长得相貌不凡，颇符合胡佛的录用标准。而他的档案里校方对他的评语“行为谨慎，对女人不感兴趣”更合胡佛口味。不出3年，他就从一个普通的特工人员一跃而为局长助理。
　　　　托尔逊在联邦调查局内的位置像火箭一样飞升，这在联邦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是绝无仅有的。有人说，托尔逊之所以青云直上，是其交上了官运。然而任何一个知情者都知道，他真正交上的应该说是“桃花运”。特工人员称他为“影子”，因为他整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
　　　　胡佛后面。在此后几十年，他俩一直形影不离。
　　　　他们俩在公开场合下频繁地出双入对，有一阵子整个华盛顿都闹得沸沸扬扬。《时代》周刊曾含蓄地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身边“总是有一位男性朋友陪伴左右，通常是不苟言笑且表情严肃的克莱德·托尔逊”。
　　　　胡佛喜欢摄影，在他死后，有人发现他收藏的照片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托尔逊：睡觉中的托尔逊、沐浴中的托尔逊、游泳池中的托尔逊、正在吃饭的托尔逊、歪着脑袋吐烟圈的托尔逊、抱着宠物狗的托尔逊等等。
　　　　黑社会头目兰斯基说，他一点都不害怕联邦调查局，因为他手里抓着胡佛的“小辫子”，其中主要是他与托尔逊的恋情。他派专人盯梢胡佛，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掌握在手。
　　　　1936年元旦前夕，他们看见胡佛和托尔逊在“白鹤”俱乐部吃饭后，竟然亲密地手拉着手进入一间套房，一个晚上都没有出来。
　　　　兰斯基的助理普洛克1990年向人透露，胡佛是个 “极其狂热的同性恋分子”。当年他主要负责安排监视胡佛，对许多事情了如指掌。
　　　　“我本人亲眼见过，”普洛克说道，“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几年间，我常看见他与托尔逊一起观看赛马。我就坐在他们旁边的包厢里，密切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一边观看，一边动手动脚，甚至搂头抱脖子，又亲又捏地表示亲昵，就差脱裤子干那事了。”
　　　　事实上，并不仅仅是许多黑社会分子抓到了胡佛搞同性恋的证据。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一名军官约翰·韦彻回忆说：“我们曾经远距离拍摄到一张照片，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是两个男人在搞同性恋，他们是胡佛和托尔逊。”
　　　　胡佛经常参与一些同性恋活动，他是一个最大的伪君子，一方面严厉追查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行为决不姑息迁就。在他的下属中，不管是谁，只要给他查出有同性恋嫌疑，便立刻解雇。但在暗中，他却正是个地地道道的同性恋者。
　　　　著名电影制片人乔·帕斯特尔纳克与胡佛一度交厚，非常了解他的私生活细节。
　　　　“胡佛是个同性恋者，”帕斯特尔纳克回忆道，“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每年他都要带着男伴到德尔马尔赛马场，一边观看赛马，一边进行同性恋活动。一次，他躲到浴室里做爱，不料被一个记者逮个正着。不过，该记者事后受到威胁说，最好不要把事实真相讲出去，否则，他就肯定遭到报复。胡佛的报复手段大家都是知道的。因此该记者就没有张扬出去，一直到胡佛死后。”
　　　　胡佛还积极投身于一个叫马塔辛的同性恋协会。该协会是国内第一个维护同性恋权益的组织。协会的创建人之一哈里·海伊说道：“我知道他们（胡佛和托尔逊）每年都去那个地方（德尔马尔赛马场），不过他们没有申请加入协会，因而不是正是会员。但他们肯定是同性恋者。因为凡是到该赛马场的，基本上无一例外都是同性恋者。因为大家都是同性恋者，所以在进行活动时就无所顾忌，不用担心谁会将之讲出去。”
　　　　广场饭店的性狂欢
　　　　胡佛死后，他在同性恋问题上暴露出来的故事越来越多，而最让人吃惊的是罗森斯蒂尔的第四位妻子苏珊所提供的证词。
　　　　苏珊对其丈夫与黑社会的勾结以及胡佛参与行贿受贿等进行了有力地揭露，但最具轰动效应的则是，胡佛在罗森斯蒂尔及其朋友科恩的诱惑下不止一次地卷入集体性淫乱之中，并因此给犯罪团伙留下了更大的把柄。
　　　　1958年春天，罗森斯蒂尔问他的妻子是否亲眼目睹过性狂欢，苏珊回忆说：“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广场饭店，如果去，将会看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事情。我说，你们去，我也去。”广场饭店是臭名昭著的也是最高层次的同性恋场所，有人称之为“同性恋之家”，因而在美国上流社会几乎无人不知。
　　　　几天以后，罗森斯蒂尔带他的妻子去了广场饭店。他们从侧门进去，乘电梯上到第二层。她的印象是，她丈夫似乎以前去过那里。她回忆说：“他敲敲门，科恩应声开了门，那是个宽敞豪华的套间，整个房间呈蓝色。胡佛已经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情景。”
　　　　胡佛“穿着非常蓬松的黑礼服，衣裙呈荷叶形，还穿着花边长袜和高跟鞋，带着卷曲的黑卷发。他的脸部经过美容，植了假眉毛。他坐在起居室，翘着二郎腿。科恩把他介绍给我时，称他为‘玛丽’。他对我说了声‘晚安’，好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似的。他显然不是女人，因为脸上有刮胡子的痕迹。他是胡佛，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联邦调查局局长竟打扮成女人模样！”
　　　　“不一会，有两个男青年走了进来，大约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皮肤又白又嫩，非常漂亮。科恩带我们去了卧室。那里有一张古香古色的大床，胡佛脱去花边衣服和裤子，躺在双人床上，两个男青年开始给他按摩，其中一个带着橡皮手套。”
　　　　“接下来，罗森斯蒂尔同这两个孩子发生性关系，并且进行口交，整个场面污秽淫荡。胡佛和科恩在旁边观看。然后，科恩去满足自己的性欲，这些可怜的孩子！但是胡佛只让他们玩弄他，却不参加鸡奸，似乎对此没兴趣。罗森斯蒂尔让我也参加进来，我不干。”
　　　　一年以后，罗森斯蒂尔要妻子再陪他去广场饭店一趟。她同意了。科恩把他们领进一个套间，发现胡佛又穿着女装，而且更加稀奇古怪，穿一件粉红色上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羽巾，完全像一个不受约束的放荡女人。没过多久，又走进来两个男孩子，不是上次的那两个。这次，他们穿着皮衣。胡佛拿着一本《圣经》。他要一个男孩子读《圣经》，另一个戴着手套玩弄他。接着，胡佛夺过《圣经》，扔在地上，让第二个男孩子也参与性动作……
　　　　苏珊虽然亲眼目睹，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说的话。但全联邦调查局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胡佛很迷恋色情材料。如果局里在某次调查过程中得到的任何色情材料没有给他看，他就会闹得天翻地覆。
　　　　联邦调查局里有一条铁的规定，任何人存入联邦调查局案卷的材料都必须用胶布封上。但是，不到几个小时，一份装有毁损他人名声的照片的案卷就会被打开，然后又重新封上很多次，使得胶布完全失去粘性。
　　　　联邦调查局在搜查一个女嫌疑犯的公寓时，找到了她和男友性交时照的许多照片。后来搜到这些照片的消息传开了。除胡佛外，别人都听说了。不久，胡佛打电话给沙利文。他大声嚷嚷说：“我马上就要看到那些照片，而且我要知道为什么我以前没有看到过。”那位找到这些照片的探员赶紧把照片带到胡佛的办公室，后来又收到一封措词严厉的申诉信。他拖了6个月的时间没有能得到他本应有的晋升。
　　　　谁也说不准会当场掏出手枪
　　　　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自卫本领，而且在自己走上街头后，还要能够从一个不肯泄露半点消息的人口中，打探到有价值的情况，并有本事混进犯罪帮派的内部，进行秘密侦察活动。几年前，迈阿密的特工人员通过虚设一家银行代理公司，逮捕了敲诈、贿赂、抢劫的犯罪分子共40名，其中还包括几个黑社会头目及警察。另外在引起社会巨大轰动的“阿伯斯坎案件”中，特工人员化妆成阿拉伯酋长，引诱了6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接受他们的贿赂。
　　　　FBI探员的工作内容非常多元化，几乎每一次任务都非常刺激，当然也会有相当的危险性。在逮捕行动中，谁也说不准会当场掏出手枪，所以处理一个银行抢劫犯与处理一个白领阶层罪犯，所要面临的危险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FBI探员的工作精神一向认真，但是在办事的时候，也常常会有笑话发生。有一次调查局特工乔装后曾把两个偷盗犯骗到他们住的地方。这两个偷盗犯预备把偷来的100万美金政府债券卖掉，但是对方必须得先付75000美元作头期款。于是乔装的FBI探员请这两个偷盗犯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同时他们在旅馆的房间里埋伏了4个探员，准备当场逮捕人犯。
　　　　这4个联邦调查局探员都躲在旅馆房间的衣橱里。这些衣橱都是木制的，关得又牢又密，里面可以说是密不透风。当这两个偷盗犯进入房间之后，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确任这两个联邦调查局乔装人员是否可疑，并且要先看到现款，他们才会把偷来的政府债券拿出来。他们一边吃东西，一边谈判，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整整拖了4个小时。这对于躲在衣橱里的4个联邦调查局探员实在是一种苦刑，因为衣橱里太热了。当初他们讲好只要政府的债券一露面，乔装的探员把现款摊在桌子上的时候，躲在衣橱里的特工就可以冲出来，当场把人犯逮捕。可是当这4人从衣橱里冲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人已经热得昏倒了，连手里的枪都掉在了地上，其余3个人则只穿了内衣内裤，手里拿着枪，对准了这两个盗犯。
　　　　虽然场面如此可笑，但他们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把这两个盗犯当场逮捕，并且还搜到了他们以前偷到的债券，数目总共达600万美元之多。
　　　　当然像这样的事是很少发生的。但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执行任务的危险性却不能掉以轻心，所以FBI有一个铁定的规矩，探员在办公室外执行任务时必须要佩带手枪。由于长期如此，探员们都养成了枪不离身的习惯，如果身上没有佩带武器就会感到极不自在。他们对每一个场所都存有戒备之心，即使到商场去买东西，或是到餐馆去吃饭，也担心会有事情发生。所以联邦调查局允许他们在上班以外的时间佩带手枪，以缓解他们在公共场合产生的严重心理负担。
　　　　每一个联邦调查局探员都很清楚他们身上担负着相当大的重任，他们的举动代表了联邦调查局的形象，在职责上具有相当权威的同时，探员们十分注意个人的行为，尽量不因为个人的失误而影响到整个联邦调查局的荣誉。
　　　　探员们认为除了在公众面前显示相当的权威外，在个人形象上，他们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优越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在得知他们的身份后通常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往往会造成不合作的场面。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联邦调查局探员一定是在最后不得已的关头，才会出示自己的身份。而亮出自己身份的结果却是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有一次，联邦调查局达拉斯分局的两个探员在驱车追捕通缉犯的时候，通缉犯将车子开进自己租的公寓的停车场，随后守门人就把车库的大门关上了，不让联邦调查局的车子进去。两个探员于是大叫：“我们是FBI探员，我们正在追捕前面的人。”但是守门人却说：“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我就是不开门放你们进来。”这两个联邦调查局探员随即说：“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请你开门，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有绝对的权利进行执法活动。”虽然他们这么说，但是车库的守门人就是不肯给他们开门。最后两个怒气冲冲的探员下了车，把车库大门的木栅栏折断，才把车子开进去。
　　　　很多人往往把FBI探员和联邦调查局连成一体。但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探员们过的也是一种正常生活，和美国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他们做自己喜爱做的事，开心、大笑或者愤怒、哭泣。身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只是一个职务，并不表示他们一天24小时都在从事这项工作。
　　　　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广泛的接触，他们会看到美好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所看到的都是社会中极其丑恶的方面。因为工作性质，FBI的探员经常接触到人性最恶劣的部分，时间久了，自然而然的会对所接触的人都产生恶劣的印象，丧失对美好生活的信心。所以除了危险性之外，这也是他们一般不会长时间从事特工工作的原因。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在一个地区通常都不会停留很久。而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其他的办事人员往往不是这样，他们一工作就是很多年。在这些人员退休后，联邦调查局还会从他们中间返聘一些人来从事社会职位招聘的工作。这样做的好处很多，一方面联邦调查局可以在薪水方面减少开支，因为对这些工作人员可以不必付全额的薪水；同时令FBI放心的是这些退休探员的身份背景十分安全；而且他们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办事效率也很高。
　　　　为了提高联邦调查局内部的工作效率和调整探员心理，韦伯斯特在担任局长后规定，联邦调查局在录用新探员的时候，要对女性以及少数民族特别通融。这使得女性以及少数民族在联邦调查局里的比例逐渐增加。在韦伯斯特任职期间，整个联邦调查局大约有7800多名探员，其中将近200人是女性。


今天先到这

龙仔少帅

顶下

木之珞

还有200多个女的
不容易啊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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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探员的复杂身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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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探员的复杂身份
　　　　女探员柯比对自己加入FBI那天的情景记忆犹新。口试是申请成为FBI探员必需的步骤之一，柯比口试的时候，有3个联邦调查局官员与她谈话。柯比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听到他们其中一个人说如果我们一定要录取一名女性的话，她这种个性最适合。
　　　　柯比被联邦调查局录用后，便开始到训练班学习。当时，在全班33个人中，有5个是女性，比例已经提高不少了。
　　　　联邦调查局的训练除了课业之外，对体能的要求特别严格。由于女性上半身的体力比男性差得多，联邦调查局便把她们规定伏地挺身的数目加以适当的调整。当时还有不少女性体能方面不及格，也许是由于它们的手掌不够大，或是手掌的握力不够，使得在要连续射击10发子弹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指定的时间之内完成。为了适应女探员，联邦调查局对这项方法进行了改良，在对女探员还没有录用之前进行口试的时候，就要对每一个申请人进行这项手臂及手掌力量的测验。因此当申请人在这项测验没有通过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心里有数，一般是不会被录用的。这也使得很多申请人在没有正式提交申请之前，就先要锻炼手臂与手掌的力气，避免在口试时就被刷下来。
　　　　由于柯比以前担任过警察，因此她在射击方面占了很大优势。柯比这样跟人叙述：当我一开始担任警察工作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喜欢用手枪。我那时候还以为自己恐怕永远不会用到手枪。可是现在如果身上没有挂枪的话，我就会浑身不自在，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特别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如果车子抛锚了或是轮胎爆了，我便会变得十分紧张。后来，我担任了谋杀组的侦探，接触了许多恐怖的谋杀事件，更是让我觉得如果身上不带枪的话，好像连一点自卫的力量都没有。而且，危险随时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那个时期，联邦调查局的女探员经常需要掩饰自己的身份才能从事侦察。柯比在一次调查案中，便伪装成了一个高级应召女郎，这是为了骗取一个外州州政府行政官的情报。有一次为了逮捕一个专门向卡车集团偷东西的盗贼，柯比还坐了大型的工程车越过州界去办案。而有的时候为了逮捕国际情报人员，它们也要与其他的间谍打交道。所以说，女探员的身份是很复杂的。当然不同性格的女探员担任着不同类型的角色。
　　　　在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抢救古巴儿童埃连一案中，联邦调查局也是利用女探员的特殊性来安排布置的。贝蒂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已有8年的工作经验，在解救埃连的行动中，除了因为她是女性便于安慰埃连之外，还因为她能讲一口流利的古巴语。
　　　　众所周知，贝蒂在行动中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当她亲手抱走埃连的照片被各大媒体和网站转载后，她很快就接到了一些极端分子的死亡威胁。虽然最后政府官员表示他们已经采取了特别措施来保护贝蒂，贝蒂却因此丧失了一个女人的正常生活。
　　　　著名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曾这样形容过特工人员：“这是一群神秘人，他们无孔不入，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这些话虽然不能全部用来形容FBI探员，但对FBI的男女探员来说，他们全都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不能与公众正常沟通，便会无端生出许多误解。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FBI探员的笑话：
　　　　联邦调查局的电话铃响了。
　　　　“你好，是联邦调查局吗？”
　　　　“是的，有什么事？”对方问。
　　　　“我打电话举报邻居汤姆。他把大麻藏在他家的木柴中。”告发者说。
　　　　“我们会调查的。” 联邦调查局特工说。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特工去了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劈开了每一块木柴，没有发现大麻，把汤姆骂了一顿后走了。
　　　　汤姆家的电话响了。
　　　　“喂，汤姆！联邦调查局的人帮你劈柴了吗？”
　　　　“劈了。”汤姆答道。
　　　　“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我家花园要翻土。”
　　　　这一则笑话间接地说明了FBI探员不受公众欢迎的事实。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FBI探员本身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迈阿密地区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就发生了一件有关FBI探员的特殊事件。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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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探员的复杂身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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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发生在一个换妻性俱乐部
　　　　1987年1月4日，是个星期天。早晨两点钟的时候，明尼苏达州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发言人保罗·米勒接到一个从俱乐部打来的电话，他知道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人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个叫做苏珊·蒙西瑞特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受了枪伤。
　　　　米勒放下电话后，立刻开着车向俱乐部赶去，并且把警铃开着，闪着蓝色的警灯。等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不但当地的电视公司以及广播电台都派了记者来采访，连全国性的电视广播网都已经有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当时米勒还非常奇怪：为什么一起下了班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参与枪战的小事件，会引起这么多媒体的关注呢？
　　　　米勒立刻向现场的警察探听消息，原来蒙西瑞特夫妇二人在清晨2点5分离开俱乐部的时候，遭到一个流氓的勒索敲诈。这个流氓有许多犯罪前科，他看到这两个人不肯给他钱，于是就开始抢苏珊脖子上的项链。当时法兰克知道在苏珊的手提包里藏有一把手枪。于是当流氓伸手向他们要钱的时候，法兰克趁机就把他太太手提包里的0.38口径手枪掏出来，冲着流氓开了好几枪。这个流氓也随身带了手枪，掏出来向苏珊的背部开了枪。
　　　　当时米勒看到警察局的发言人比尔·强生也在场，于是就向他打听实际发生的情况，这才得知事情发生的地点原来是一个换妻性俱乐部。米勒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与苏珊和法兰克都很熟。苏珊是一个负责安全调查的小组长，而法兰克是专门对付恐怖分子的探员。他们两人在联邦调查局的表现都很出色，被列为优等。当时联邦调查局所采用的等级，最好的成绩是极优，接下来就是优等了。
　　　　米勒觉得苏珊做事非常专业化，给人的印象总是循规蹈矩，而且每一件事情都干得很妥帖，所以对她参加换妻俱乐部这件事情非常不理解。由于米勒的职位是新闻发言人，因此，他必须要赶快收集资料，然后代表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发言。
　　　　后来米勒在电视公司的新闻部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苏珊虽然受了伤，但是很快就会康复。我们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随身携带武器是合法的，只是联邦调查局并没有硬性规定他们在下班之后仍然必须随身携带武器。
　　　　在发表声明的时候，米勒很巧妙地躲开了一些问题。如像蒙西瑞特夫妇到的是换妻俱乐部，但他表示，对于蒙西瑞特夫妇到换妻俱乐部有没有参加任何实际行动他并不知道。只是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凡是到换妻俱乐部去，都是去找乐子的，绝对不会到了之后不做任何事。
　　　　蒙西瑞特夫妇所去的换妻俱乐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只要每年交150元美金，就可以成为会员。俱乐部用各种迷人的广告来吸引顾客，并且表示：只要你的想像力所能到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办到！换妻俱乐部所排定的活动有枕头大战、性感寻宝以及复活节追寻兔宝宝等。
　　　　换妻俱乐部的活动每天都在变花样，每个星期五晚上是湿透T恤比赛。每个星期天，也就是蒙西瑞特夫妇去的时候，只限于夫妇参加。一家报社曾派了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到俱乐部去实地参观，并且写了一篇报道。他们的报道指出在俱乐部里有许多性活动，而且事实上这里根本就是一个集体性交场所。
　　　　事情发生之后，联邦调查局立刻进行调查。他们最初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法兰克在对付抢劫犯的时候，拔枪射击是属于正当的行为。但是报告也指出俱乐部是花花公子才去的场所。同时，联邦调查局还特别派了探员到换妻俱乐部进行了实地调查。在他们所做的报告中指出换妻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公开的性交场所，到那里去的人全都参与性活动。里面的更衣室、浴室以及澡盆或是房间，都是男女共用的，并且在里面的入口处还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男女会员都必须把衣服全部脱光后才可以进入。调查报告上还指出，蒙西瑞特夫妇参加换妻俱乐部时用的是假名。
　　　　这一事件使联邦调查局觉得十分丢脸，因此建议由联邦调查局内部调查小组来侦查这件事情。当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到医院里去与法兰克和苏珊面谈的时候，法兰克说自己与太太以前只到过这个换妻俱乐部一次而已，这次发生事情是第二次去，而他们这次是由于他们认识的一对朋友夫妇极力邀请他们才去的。1987年1月8日，法兰克又重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讲了这件事，说他们到换妻俱乐部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双方的性生活，而且他们在那里从来没有交换过性伴侣。只是这一次他表示他们成为换妻俱乐部的会员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而且他们去过至少有15次以上。
　　　　当天晚上苏珊也向联邦调查局内部调查小组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在声明中她表示他们到换妻俱乐部去，只是想看看别人性交而已。同时她说明在那里他们也有性交的行为，只是他们用的是个别的小房间，并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并且表示：两年多来，他们到换妻俱乐部去过这么多次，但从来没有与其他的人发生过任何性交行为。
　　　　不过联邦调查局内部调查小组再深入侦查之后，发现这两份声明有许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否认当天晚上他们与邀请他们去的朋友夫妇有性行为的关系。法兰克表示，在他们到换妻俱乐部之前，他根本就不认识这对夫妇，而苏珊说他们只到那对朋友夫妇家去过一次。于是联邦调查局内部侦查小组又去找那对夫妇了解情况，发现这对夫妇是标准的玩乐型。他们说两年前在换妻俱乐部与法兰克和苏珊认识，并且也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参加派对至少有五、六次。至于法兰克与苏珊在换妻俱乐部是否与其他的人发生性行为，他们对这一点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第二天早晨，联邦调查局探员通知法兰克，他们所调查的结果与法兰克当初所写的书面声明完全不符。此时，法兰克表明他与太太在换妻俱乐部参与了各式各样的性玩意儿，并且还屡次交换性伴侣。
　　　　整个事情的调查从这个时候开始急转直下。法兰克在1月18日又写了一份书面声明，他首先表示上一次他写的书面声明有很多地方与事实不符。随后他说他与苏珊曾经到其他的朋友家里参加过派对，并且在那里与其他的朋友发生各种不同的性关系。
　　　　在法兰克发表声明之后，苏珊也承认她与法兰克两年来到换妻俱乐部去，都与其他的人在那里发生性关系，同时她还指出在那里发生性关系不但次数频繁，而且花样百出。
　　　　1987年7月，联邦调查局把蒙西瑞特夫妇两人都开除了。联邦调查局的理由是，联邦调查局人员根本不应该到换妻俱乐部去，如果当初蒙西瑞特夫妇没有说谎，而把全部的事实都告诉联邦调查局的话，他们可能只会受到留职停薪的处分而已。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发现苏珊在换妻俱乐部里把她随身携带的手枪，以及联邦调查局身份识别证，交给换妻俱乐部的职员保管。这对联邦调查局来说，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虽然我们可以想像，苏珊在与别人发生性行为时，身上还要带着手枪，别着联邦调查局的识别证，会是什么样的情境。但是联邦调查局有严格的规定，每一个探员不可以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与识别证，交给别人保管。在联邦调查局内部调查小组所写的调查报告上，并没有指出法兰克在面对抢劫犯时能及时从他太太手提包里掏出手枪来射击，是英勇和正确的行为。
　　　　整个事件到了后来弄得不可开交，因为蒙西瑞特夫妇对联邦调查局的处置非常不服，以至于在法院打起官司来了。
　　　　其实这件事到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因为蒙西瑞特夫妇仅仅是联邦调查局美国本土内一个办事处的小探员，要知道，FBI不仅在国内有许多办事处，还在52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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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一号公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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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案档案
　　　　捕获“一号公敌”约翰·迪林杰
　　　　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禁酒法”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犯罪问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难题。联邦调查局正是在打击犯罪的斗争中一炮打响，成功的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自身的威望，书写了联邦调查局神话。当时，轰动一时的罪犯有芝加哥黑社会党魁阿尔·卡彭、纽约的达契·舒尔茨、超级匪徒“贝克妈妈”、“机关枪”凯利、“娃娃脸”纳尔逊、“美男子”弗洛伊德等等。成功抓获被列为“一号公敌”的约翰·迪林杰则为FBI塑造自身英雄形象提供了一次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机会，这是联邦调查局所有惊险故事中最大的故事。
　　　　联邦调查局在打击罪犯的斗争中享有其他警察机构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第一，联邦调查局作为全国惟一对外公布有关犯罪活动统计数据的机关，可以人为地夸大联邦调查局在破获绑架案和劫匪案中的战果；第二，联邦调查局可以自由选择打击目标和“全民公敌”。为了稳妥起见，联邦调查局选择的往往是便于追捕、知名度又大的亡命之徒，而不是规模庞大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这样，联邦调查局就可以取得可观的破案率，形成巨大的轰动效应。随着声名远播的犯罪分子以每周一个以上的速度被捉拿归案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联邦调查局很快就确定了在维系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威地位。迪林杰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迪林杰1903年出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个杂货商家庭。他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便退学了，参加过海军却经常开小差。21岁时的初次作案其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他和同谋犯——当地棒球队的裁判去抢劫印第安纳州穆尔斯维尔市的一家杂货铺，但是在作案时却惊慌失措，打了杂货商一通，结果一分钱没拿就跑了。
　　　　迪林杰几乎立即就被捕了，他接受了检查官宽大处理的许诺，承认了犯罪。最终他被判刑10~20年，实际上，只服了9年的刑。迪林杰在狱中结交了两个职业银行抢劫犯哈里·皮尔庞特和霍默·范米特。当这两个抢劫犯被转移去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市的州监狱时，迪林杰成功地争取到了和他们一起转移，并在那里遇见了他们匪帮另外两个未来的成员——约翰·汉密尔顿和查尔斯·马克利。这五个人决定出狱后结伙，并由经验最丰富而且最机灵的皮尔庞特当首领。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出狱。
　　　　迪林杰的表现突然好了起来，这给假释委员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他们在1933年5月22日提前释放了他。随后，他抢了两家银行，用抢来的钱买了手枪，并且把枪从监狱的墙上扔给了他的同伙。然而皮尔庞特还没有拿到这些武器，其他犯人就把他们交给监狱长了。另一批手枪藏在预定送给监狱衬衣厂的一个线桶中。这一回，计划成功了！
　　　　1933年9月26日，皮尔庞特匪帮逃走了！
　　　　但此时，迪林杰却被送回了监狱。在他去看一个女朋友时，警察抓住了他。10月12日，皮尔庞特匪帮冲进了俄亥俄州莱马市监狱，打死了行政司法长官，救出了迪林杰。从那以后，他们开始大肆抢劫银行。约翰·迪林杰的故事真正开始了。
　　　　虽然在这个匪帮里，哈里·皮尔庞特是无可争议的首领，但迪林杰却更加引起公众的注意：他头戴一顶时髦的白色平顶草帽，和出纳员与顾客谈笑风生，即使附近有一道敞开的门，他也还是像运动员一样一跃跳过出纳员身边的隔栏，这已成为他个人的象征。迪林杰匪帮叱咤风云，整个中西部都成了他们的狩猎场。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威斯康星州、南达科他州和特拉华州的银行全部被他们抢了个遍！他们抢劫银行，袭击警察的武器库，活动范围从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直至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
　　　　在印第安纳州作案时，迪林杰又一次被警方逮捕入狱。新闻界和地方政界人物把押解迪林杰到印第安纳州克朗波因特市监狱变成了一次狂欢活动！
　　　　但他令人难以置信地用一把木制假枪挟持了看守，成功逃走！
　　　　这时候，联邦调查局也已经参与了追捕，有两次差点逮到迪林杰，但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遛掉了。
　　　　联邦调查局两名特工查到迪林杰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的一座公寓养伤。
　　　　特工们走上前敲门。
　　　　迪林杰的女朋友开了门，并且在门厅里尽力敷衍联邦调查局特工。
　　　　迪林杰乘机抓起一把枪，从惊恐的特工人员中杀出一条血路。
　　　　第二次，联邦调查局对迪林杰的家庭农场进行了监视。迪林杰再次用计骗过了FBI特工，当特工们在外边监视的时候，他早就从警戒人员身边溜走和家人团聚去了。
　　　　后来，联邦调查局终于得到了一个它一直期盼的线索。
　　　　1934年4月底，有人向联邦调查局告密，迪林杰等一帮匪徒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小波西米亚的一个旅游胜地。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办事处主任帕维斯紧急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带同大批特工去了小波西米亚。局长埃德加·胡佛做好了向新闻界发布好消息的准备。
　　　　迪林杰在一家小旅馆开怀畅饮，特工人员穿过旅馆附近的矮树丛向迪林杰逼近。
　　　　慌乱的特工瞎碰乱撞，发出了声响。旅馆的看门狗吠叫起来，电灯一下子全都亮了。
　　　　迪林杰一伙亮出武器与联邦调查局特工短兵相接，一阵枪战。
　　　　来不及离开旅馆的旅客们糟了秧：一名客人被打死，另两名受了重伤。迪林杰匪帮的一个罪恶的新成员——“娃娃脸”纳尔逊从小屋里用机枪向树林里猛烈地扫射。屋外一片混乱！四面八方都是枪声，狗在狂吠，受伤者在痛苦地叫喊！特工们被灌木丛和铁丝网挂住了……
　　　　此时，迪林杰及其匪帮已经从小屋后面溜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一名特工被打死，另一名负伤。
　　　　记者们没能从局长胡佛那儿听到好的消息。联邦调查局大大蒙羞！
　　　　为了树立联邦调查局战无不胜的公众形象，就必须尽早把迪林杰捉拿归案。于是，约翰·迪林杰被列为“一号公敌”，联邦调查局向全国发了通缉令。
　　　　印第安纳州警察局的迪林杰缉捕队已经声言一见到迪林杰就开枪。联邦调查局只有打死迪林杰才能挽救自己的声望。助理司法部长约瑟夫·基南“愤怒地捶打桌子”并发誓说，“我不知道我们将在哪里或何时抓到迪林杰，但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派赛穆尔·考利巡官带着一支特别缉捕队去加强帕维斯领导的芝加哥办事处。胡佛命令考利：“盯住迪林杰。哪儿有线索就到哪儿去。逮捕与他哪怕有过很浅关系的每一个人。如果能够的话，就活捉他。”
　　　　迪林杰也许是由于过多地使联邦调查局蒙羞而签署了自己的死刑令。
　　　　1934年7月21日，一个名叫安娜·赛奇的女人打通了帕维斯的电话。
　　　　她是印第安纳州一家妓院的鸨母，当时政府正准备以伤风败俗的罪名把她驱逐回其故国罗马尼亚。如果政府答应停止进行这一法律程序，作为回报，她愿意交出妓院的一个常客——她的朋友约翰·迪林杰。
　　　　帕维斯和赛穆尔·考利欣喜万分，急忙答应一定会尽力帮她的忙，并很快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
　　　　22日晚上，他们接到了安娜·赛奇的电话通信，迪林杰将要和赛奇一起去芝加哥市奥格拉夫剧院看电影，他们约定在附近设下埋伏，届时赛奇将穿一套红色衣服作为标记。帕维斯反复叮嘱手下人：“先生们，你们知道约翰·迪林杰的特征。如果我们发现他而让他逃脱了，对于我们联邦调查局来说将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电影散场了，观众涌出电影院大门，帕维斯仔细地搜寻着每一张脸。
　　　　10点半左右，迪林杰浑然不觉地走出了剧院门口，身边跟着穿红衣服的赛奇和另外一个叫波利的女人。特工查理·温斯泰德紧随其后。
　　　　波利注意到事态不妙，并迅速提醒了迪林杰。迪林杰一把推开身边的两个女人，转身从怀里掏枪。
　　　　为时已晚！
　　　　温斯泰德朝他连开三枪！
　　　　头两枪打中了迪林杰的心脏下面，他踉踉跄跄地往前又走了两步，这时，第三枪打中了他的头部。
　　　　迪林杰死了！
　　　　在华盛顿，闻听此讯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喜，当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帕维斯和温斯泰德的“惊人的勇敢精神”大加称赞。司法部长卡明斯也发来电报，对这次大捷表示祝贺。
　　　　几天后，迪林杰被特工击毙时所戴的牛仔帽、墨镜、衬衣口袋里的一支雪茄、手里拿着的枪，被悉数在展览会上展示。之后，又全部存入了联邦调查局的“荣誉室”。
　　　　联邦调查局利用此案大做文章。约翰·迪林杰对于胡佛所领导的联邦调查局神话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于在这个匪徒死了数十年后，这个案件依然还能吸引众人的想像力。
　　　　由于清除了迪林杰，联邦调查局不仅赢得了荣誉，而且使美国公众永远对它感恩戴德！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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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一号公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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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八世退位真相
　　　　1930年，英国王太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结识了37岁的沃丽斯·沃菲尔德，他被沃丽斯的幽默乐观、优雅高贵深深打动，爱上了这位已经结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
　　　　1936年，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但是他与沃丽斯的婚事为英国国教教规所不容。在放弃沃丽斯和国王逊位的选择中，爱德华挑选了他心爱的女人。1937年12月11日，他放弃了仅仅继承了325天的王位，成为温莎公爵。几个月后，爱德华与沃丽斯在法国结婚。
　　　　二战爆发前，联邦调查局从德国王室成员维尔兹堡爵士处得到情报：英国王室和政府遗弃了温莎公爵夫妇是因为怀疑他们是纳粹德国的支持者。
　　　　维尔兹堡是英国玛丽王后的亲戚，十分了解英国王室的内情。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许多爱德华与沃丽斯的消息，包括温莎公爵在移居法国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萎靡不振、酗酒度日的狼狈窘境。他甚至提到了公爵夫人在巴黎的一次聚会上向在座的客人说起，爱德华患有严重的阳痿，只有她一人能满足他的性欲。
　　　　二战打响的第一年，联邦调查局在给罗斯福总统提供的一份备忘录上提到了他们对温莎公爵的担忧。备忘录上确认了英国政府已经知晓公爵夫人与德国纳粹的密切往来。
　　　　1941年4月，公爵夫妇前往佛罗里达州度假，立即引起罗斯福总统的高度警惕，他怀疑所谓的度假只是沃丽斯为德国搜集秘密情报的幌子。于是，在他们到达之前，罗斯福总统就给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下达密令，要求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公爵夫妇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和做的每一件事，但决不能让他们有所察觉。
　　　　为了获得对德国战争的胜利，防止情报外泄以及窥探英国王室动向，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关注着温莎公爵夫妇并设置了秘密档案。
　　　　联邦调查局这份秘密档案长达227页，揭露了英国王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真相。
　　　　温莎公爵夫人沃丽斯·辛普森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并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后被希特勒提拔为外交部长的乔治·莱布特罗勃有着密切往来，一直向其提供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即使是沃丽斯和爱德华热恋甚至新婚期间，他们仍然偷偷幽会。莱布特罗勃任驻英国大使期间，每天都要给沃丽斯送17朵粉红色的康乃馨，17朵鲜花正代表着他们秘密幽会的次数。
　　　　导致爱德华八世退位的真正原因不是沃丽斯曾两次离异，而是因为她是纳粹德国狂热的支持者。当时正值二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向世界挑起了战争，英国参与了同法国、美国联合战斗的同盟。如果在这个时候英王娶了一位支持德国纳粹的女人为妻，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根本无法面对其他同盟国甚至本国国民。于是，他们共同向爱德华八世施加压力，英国首相鲍德温也以内阁集体辞职相要挟。然而，为爱无法自拔的爱德华八世，却选择放弃王位，远走他乡。
　　　　温莎公爵夫妇流亡法国后，沃丽斯与莱布特罗勃仍然联系不断，她凭借着公爵夫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与上层社会的广泛联系，获得了大量的反法西斯盟国的军事情报和活动信息，并将这些情报通过莱布特罗勃统统传递给了德国纳粹。
　　　　1941年5月，联邦调查局在写给胡佛局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格林和温莎公爵曾经有过一个秘密协定：德国在取得战争胜利后，格林将会倒戈推翻希特勒，然后使温莎公爵回到英国继续做他的国王。通过这一证据，调查人员分析公爵夫人之所以在二战期间为德国传递情报，也是出于对英国政府拒绝爱德华娶她为妻，并逼爱德华放弃了王位的仇恨。沃丽斯期望德国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以便帮助温莎公爵重新获得王位，达到复仇的目的。
　　　　当时的英国政府觉察到这一情况，惟恐外泄的情报危及到国家和盟军的利益，在首相丘吉尔的安排下，温莎公爵夫妇被派到西印度群岛最北部的巴哈马岛国担任总督，远远地离开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从而切断了公爵夫人与莱布特罗勃的联系，避免她继续干出有损于英国和其他盟国的事情来。
　　　　虽然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有证据显示温莎公爵曾经和德国纳粹有着微妙的关系，但这一观点一直没有得到英国人的认同。
　　　　然而，近期英国作家马丁·艾伦在他的新书《隐藏的日程》中却披露：温莎公爵实为英德两国的双面间谍。
　　　　书中介绍说，在温莎公爵1939年10月对巴黎郊外万塞纳的亲善之旅中，他除了为英国打探法国防御的情报外，还为德国人充当间谍。他把在法国前线收集到的情报交给了希特勒，德国从而修改了西进计划，一举攻陷法国。
　　　　英国王室及政府对温莎公爵的间谍罪行虽心知肚明，但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将温莎叛国的罪证全部销毁了。然而，一封温莎公爵写给希特勒的亲笔信却被遗漏下来。
　　　　该信件写于二战爆发2个月后，一开始便称“亲爱的希特勒”，结尾则是温莎公爵的简称“EP”。
　　　　虽然信中词语的意图并不明显，但仍可以看出温莎公爵所提到的旅行即是他代表英军指挥官到法国前线巡视的那次访问。温莎公爵还提醒希特勒注意，他所收集的军事情报非常的重要，并已将这些资料传递给另一位德国间谍。另外，信中还影射了温莎公爵愿意在英国签署和平协议后重登王位。
　　　　信中提到的B先生就是在1937年向被驱逐到法国的温莎公爵提供完婚资金和地方的比多克斯。后来比多克斯于1942年在北非被捕，从他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是德国纳粹的间谍同时也是希特勒的盟友。
　　　　对于这封信的真伪，专家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信中笔迹与温莎公爵吻合，相信确有其事。也有人称像温莎这种身份的人根本不会使用如此差质量的信纸，信是近期伪造出来的。但是，真实的历史却是不得而知，对这封信和温莎公爵的身份，人们还在无休止地猜测。
　　　　虽然英国的各种媒体对王室的生活秘闻抱有极大的兴趣，绞尽脑汁地去挖掘每一个绯闻和小道消息，但英国政府却对温莎公爵的事情讳莫如深，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爱德华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退位的国王，而他放弃国家的理由竟是为了一个女人，英国王室认为这是对神圣王权的亵渎；另一个原因则是出于对王太后的尊重，当年爱德华八世退位后，正是王太后的丈夫乔治六世继位，乔治六世天性淡薄却又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国务，终因积劳成疾于1952年病逝。此后伊丽莎白王太后便从未在公开场合提及过英国王室的这段变故。
　　　　2002年，伊丽莎白王太后去世后，密封在英国档案室中的爱德华八世退位的卷宗还未被开启，联邦调查局却先英国人一步披露了那段历史。起初联邦调查局也不想公布这份秘密档案，他们考虑到英国王太后刚刚过世不久，这时候公布与之相关的档案文件不太适宜，但联邦调查局最终还是迫于国内的文件解密法案向社会公布了这段历史真相。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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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一号公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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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港事件
　　　　1941年12月7日清晨7点55分，400多架日本战斗机拥至珍珠港，瞬时间，飞机上投下的弹雨将美军两艘战舰和两艘驱逐舰击沉，13艘军舰立时变成了残骸，在轰炸声中2400名军人失去了性命。
　　　　全国上下从未陷入如此的恐慌之中，总统罗斯福命令，不惜动用一切力量，一定要调查出袭击的真相。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的1年半之前，国内的方方面面已经对这次事变有所察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熊熊大火燃遍了整个欧洲。“美国握有或战或和的钥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如是说，“如果他们明确表明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就足以切除战争这个幽灵。”罗斯福总统无疑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美国将站在哪一方，总统很想拯救欧洲免遭纳粹的蹂躏，但是不敢公开表示援助，因为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卷入战争，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民意，而且总统大选也日益临近了。在此紧要关头，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挑选威廉·史蒂芬森作为他在美国的私人代表。这之前，丘吉尔跟罗斯福总统秘密通信已经好几个月了。
　　　　1940年4月，两人在英国海军部的309号房间讨论了一项重大机密。面对德国入侵的威胁，英**方一片混乱。但是，英国弄到了破译德**事通信机密的破译机，这可能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丘吉尔叮嘱史蒂芬森把此事告诉罗斯福总统，并且把每天的情报摘要通过联邦调查局传递给总统。
　　　　史蒂芬森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情报方面携手合作。胡佛说，没有总统的特别命令，他是无能为力的。史蒂芬森回到英国作了汇报又匆匆返回华盛顿。这时，丘吉尔已经出任首相。
　　　　那一个月在英国，丘吉尔在卧室刮胡子，他儿子伦道夫问他怎样才能打败德国。丘吉尔转过身来，说：“把美国拉进来。”
　　　　不久以后，史蒂芬森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联邦调查局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双向的。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他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不留痕迹。为此，它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史蒂芬森把他们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从洛克菲勒中心情报站给联邦调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10万件。
　　　　然而，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胡佛以及军界同行却在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部门间的争吵让总统感到厌烦，但罗斯福又无力制止这种吵闹，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情报特务机构，并任命威廉·杜诺万担任情报系统的总头目。FBI局长胡佛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烦恼。
　　　　而杜诺万和史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失望了，他们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而杜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对情报工作内行的人。1941年6月，杜诺万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双方很快就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这使胡佛大为恼火，他认为这项任命是罗斯福干了一件蠢事。胡佛深知杜诺万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史蒂芬森的班子，便开始对外国人怀恨在心。1941年年底，即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前，这种不满情绪发展为真正的敌意，并成为导致国耻的因素之一。
　　　　1941年8月14日，即珍珠港事件4个月以前，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高级官员给胡佛送去一份杜桑·杜斯科·波波夫的报告。波波夫是一个同时为盟国和德国服务的双重间谍。30年后，他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事先警告过联邦调查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胡佛，不料反而遭到冷遇。
　　　　波波夫曾在纳粹德国学习法律，同一个德国同学约翰·耶布森关系很好。两人于1940年开始在德**事情报部门工作。但事实上两人都是反对纳粹分子的。军情处头子卡纳里斯派遣波波夫到英国去刺探情报。而波波夫一到英国便立刻同英国情报部门取得联系。此后，他就成为英德两国的双重间谍，一方面为德国人服务，同时也把情报发给英国。当然，他提供给德国的是英国人编造的假情报。
　　　　德国人上钩了。1941年5月，波波夫的德国接头人冯奥恩罗德派他去纽约建立间谍网。为了保持德国人对他的信任，他只好照办。英国人也设法利用这一情况。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英**事情报六处的头头斯图尔特·孟席斯批准了一个计划，让波波夫去美国，作为借给联邦调查局的人。如果他真的像德国人希望的那样建立起一个间谍网，盟国从一开始就可以利用它来欺骗德国人，而且这种合作也可以加强英国同联邦调查局的关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同最高层领导商量后，表示同意。
　　　　在里斯本，当波波夫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耶布森那里得到一则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举行会议时，耶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在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次偷袭中被摧毁了。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在6个月内，大概是1941年年底，也会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波波夫问：进攻哪里？耶布森回答说：日本将袭击美国。
　　　　当冯奥恩罗德给波波夫布置美国之行的使命时，他给波波夫开列了一个搞情报的单子，其中包括关于夏威夷情报的详细要求和关于珍珠港的一些具体要求。在他提出的97个问题中，有35个是关于夏威夷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弹药库、储油库、飞机库、潜艇基地、停泊处等的准确位置。
　　　　冯奥恩罗德说：“你要尽快的去夏威夷。”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耶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波波夫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极为重视，罗伯逊上校吩咐波波夫尽快把有关日本的情况传给美国。
　　　　波波夫于1942年8月12日抵达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波波夫给他们看了德国的新的情报缩微技术，它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小成小点儿，藏在一般的信件中。他交给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件，也有普通件。
　　　　福克斯沃思对关于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他说，关于波波夫及其使命的决定将在华盛顿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
　　　　波波夫后来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胡佛。波波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胡佛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几分钟。
　　　　不久，波波夫发现，联邦调查局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安装了窃听器。他同联邦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吵架。后来，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也没有回来。
　　　　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1941年10月20日，即珍珠港事变7周以前，联邦调查局把波波夫的情报内容告诉了美国海军和陆军的情报机关。白宫比海军和陆军更糟糕。珍珠港事变前三个月，胡佛把缩微系统的说明书和波波夫的缩微样本送给了总统的助理埃德温·沃森。总统在24小时内就看到了这些东西，但他没有看到关于珍珠港情报的缩微材料，胡佛没有给罗斯福送这份情报。
　　　　1941年在檀香山担任舰队情报官的埃德温·莱顿海军少将后来对日本的突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得出结论说，胡佛在处理波波夫的情报上失误了。莱顿说：“他的失误是导致珍珠港悲剧的美国的另一个大错。”
　　　　关于珍珠港事变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直到今天人们仍在激烈的辩论。国内的情报机关未能从许许多多的情报中筛选出最重要的东西，并作出正确的结论，这个过错是勿庸置疑的。军方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却很少有人对联邦调查局提出怀疑。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一个月之后，联邦调查局间谍罗伯特·西弗斯给局长埃德加·胡佛发来报告，报告上讲：11月12日出版的《纽约人》杂志第86页上曾刊登一则广告，宣传一种掷骰子的游戏，似是利用广告来暗喻偷袭日期。
　　　　这副画的上半部画的是在炮弹爆炸和探照灯照亮下的荒野，下半部是一群人在防空洞里正兴致勃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下面写着宣传语：“注意！警惕！警报！”指出人们除了罐头、蜡烛、水瓶、毛衣、被子和书本、维他命药片之外，掷骰子的游戏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骰子仅花2.5美元就可以在所有的大体育用品商店和百货商店里买到。此外，还刊登了一些其他的小广告配合宣传。
　　　　在这些广告上面分别有两个骰子，如果将两个骰子X看作是死亡的象征，第一个骰子看作月份，第二个骰子看作日期的话，那么图中就暗示了12月5日或12月7日这两个日子。
　　　　莫非日本人早就向世人宣告了对美国袭击的时间？人们不寒而栗。联邦调查局立即对此事展开了调查。他们找到了该广告所属的王朝印刷公司的经理克雷格先生。克雷格在调查中有问必答，非常配合。但是探员们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在被多次传唤调查后，克雷格写了一封申辩信寄给一位新闻记者，信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并证明早在一年之前他们就曾为同样的骰子游戏作过广告，画面中的骰子摆法也是一模一样的。许多媒体杂志也纷纷刊登文章，谴责这种行为是对无辜的美国人民的迫害和诽谤。
　　　　1946年克雷格去世后，联邦调查局到他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去了解情况，但却无法打听到有关他过去的任何消息，那里根本就没有克雷格的出生证明。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二战。战争期间，为了防止一切人士趁机搞破坏，联邦调查局极力想找出那些藏在各处的潜在危险人物，连好莱坞也不例外。
　　　　驱逐卓别林
　　　　当卓别林在荧幕上手舞文明棍，刻意张开他那富有个性的八字脚，把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卓别林出生于伦敦一个贫苦演员家庭，父母都是游艺场的歌舞演员。他的童年动荡不安，10岁时便进了一个滑稽剧场充当演员，开始独立谋生。1914年，卓别林演出了第一部喜剧片《谋生》，并在1923年创建了自己的影片公司，成了好莱坞第一个真正独立制片的艺术家。他一身兼导演、演员数职，拍出了如《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许多令世界赞叹的伟大作品。在银幕上，他以层出不穷的噱头、滑稽的表演以及独创的头戴破礼帽、脚登大皮鞋、手拿细手杖、迈着企鹅步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给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笑。
　　　　20世纪初，国内经济低靡，物价暴涨，失业率不断上升，工人工资却一再下降，造成工潮四起。恰逢此时，在好莱坞找出路的卓别林，通过塑造各种流浪汉形象，演绎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仅一年多时间便成了国际明星。但他演出的针砭时弊的电影却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卓别林很快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1922年，联邦调查局特工混进卓别林的电影厂做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便有卧底向局长报告，说那里都是“高谈阔论的布尔什维克”，还有大量“电影界激进分子”，讨论的主题是“为工人运动和革命作教育宣传的电影是何等重要”。
　　　　当时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是伯尔恩斯，接到报告后，他立即让手下收集整理有关电影界思潮的档案，罗列电影圈内的激进活动，特别是“如何通过电影作**主义宣传”，企图说明由于“电影宣传**主义思想”，会对民众造成思想影响，必须予以密切监视。
　　　　联邦调查局特工大受鼓舞，他们不知从何处搞了一份报告，上面记录的正是卓别林以无名氏名义，给美国**党人捐款1000美元。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始终没有结果。
　　　　胡佛升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虽然国内严重的犯罪情况令他疲于应付，但对卓别林的调查他却一直没有忘记。
　　　　1941年6月23号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街头便传来报贩子的吆喝声。
　　　　“看报！看报！《泰晤士报》有最新消息，著名影星卓别林的男仆布莱克原来是日本间谍！布莱克是日本间谍！”
　　　　布莱克是日本间谍的新闻立即吸引了人们的好奇心，小贩的报纸瞬间被抢购一空。在奔驰的地铁里、急驰的公交车和甲壳虫似的“的士”里，几乎人人手里都捏着一张当天的《泰晤士报》。
　　　　这个布莱克20多年前曾是卓别林的男仆，并在电影中扮演过一些小角色。之后，他积累了一批巨款，经营了一个小商店过日子。
　　　　联邦调查局得到消息：布莱克和日本人来往过密，并和日本的“立花致”组织有联系，该组织正筹划拟一张沿海地图，在上面标出美国主要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发电站和饮水工程等，以便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可以很快地制定出一个对这些目标进行破坏的计划。
　　　　联邦调查局对日本人的阴谋惊愕万分，立即逮捕了布莱克。
　　　　但是，令联邦调查局始料不及的是布莱克并不是特务，而是海军情报署安排的卧底线人，他的反间谍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海军情报署的计划被联邦调查局给搅乱了，在情报处长面前胡佛敢怒不敢言，他又把帐都记在了卓别林头上。
　　　　1942年12月，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卓别林出于反法西斯和爱国热情，参加了很多公众活动，胡佛局长亲手布置对卓别林详细调查，建立档案。这些档案多达1900多页，包括某家开明杂志对他的一句赞扬，某个进步组织说要请他去演讲等等，都被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
　　　　1943年，卓别林与女演员斯柏莉签约并与之产生了爱情。但当斯柏莉在好莱坞成为小明星后，却变得放浪形骸，酗酒借债。于是，卓别林便和他解约，将她送回纽约。但不久斯柏莉又回来，向卓别林纠缠不休，索要一大笔生活费，卓别林只好报警，把她送出城去。1943年5月，她忽然大着肚子回来，受人教唆指认卓别林是肚中孩子的父亲，告上法庭。
　　　　胡佛终于找到了靶子。联邦调查局资助斯柏莉周游全国作证和散布诋毁卓别林的言论，同时，特工们也忙于收集和调查卓别林的收支情况、生活作风情况。尽管后来通过血亲鉴定否定了斯柏莉的滥言，联邦调查局还是没有放弃对卓别林的迫害。他们甚至找来了25年前的一份苏联报纸，上面赫然写着“卓别林是**党员和全人类的友人”字样。尽管联邦调查局用上了窃听器和告密者，仍然没有发现卓别林在政治方面的把柄，但鉴于他“道德上的堕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再建议之下，司法部还是于1952年作出了将卓别林驱逐出境的决定。
　　　　卓别林不得不侨居瑞士，但他的名字仍然保留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20年以后，当他应邀到洛杉叽接受奥斯卡终生成就奖时，联邦调查局反对为他发出签证。当然，这一次，他们的伎俩没有得逞。
　　　　卓别林离开美国之后，联邦调查局又开始着手调查著名科学家、两次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了，寻找将爱因斯坦驱逐出美国的罪证。联邦调查局维护国家安全的眼睛，鼓得快要凸出来了。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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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爱因斯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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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爱因斯坦
　　　　联邦调查局监视爱因斯坦是从战后开始的。对于他赞同**主义理想，支持民权运动、反战团体和一些社会主义的主张，特工们感到惊恐不安，他们担心这样的知名人物批评美国的政策，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
　　　　联邦调查局为了找到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罪证，建立了关于爱因斯坦的详细的个人文件。文件长达1424页，上面记录着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作调查的各项内容。《爱因斯坦文件》显示：此人与**党有关联，自1937年～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所联系往来。他是3家**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正率领着一个反动组织，打算接管好莱坞。
　　　　1894年，15岁的爱因斯坦出于对军事化模式的反感而离开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因为工作关系重回柏林。爱因斯坦对战争深恶痛绝，在一份号召欧洲人民团结起来的反战宣言中，他是签名的4个著名知识界人士之一，并出席了和平组织大会，这一举动当即惊动了世界。
　　　　1919年，爱因斯坦提出著名的“相对论”，改写了空间和引力定律。随后几年中，他的名字出现在许多倡导和平以及裁军的组织名单中。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反战与维和的活动，甚至参加的争取和平活动竟多于科学会议。爱因斯坦还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是人权运动最早的倡导人之一。在德国，纳粹党在1922年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
　　　　这些情况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1932年，一个叫“妇女爱国者”公司的组织写了一封16页的信给美国国务院反映这一情况，信里写到：“即使斯大林本人”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多无政府组织，应当禁止爱因斯坦进入美国。
　　　　不过，爱因斯坦还是在1933年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和教育活动。
　　　　自从爱因斯坦来到美国后，联邦调查局就一刻没有停止对他的监视，他们甚至和移民局合作调查，密谋商议是否需要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当时，联邦调查局把监视目标对准他和他的秘书海伦·杜卡斯女士两人。海伦·杜卡斯自从1928年以来，一直为爱因斯坦工作，并且和爱因斯坦以及他的继女和姐姐一起住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在爱因斯坦的妻子埃尔莎去世后，正是因为杜卡斯的努力才保证了爱因斯坦舒适的生活。
　　　　1944年早期，联邦调查局获悉杜卡斯可能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了关于原子弹的消息，从而一口咬定她正在从事“高度可疑”的活动。在所有调查都一无所获的情况下，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要求联邦调查局监听杜卡斯的电话，但FBI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他们担心授人以柄，因侵犯公众隐私而惹火上身。然而，联邦调查局仍然跟踪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收集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他们很快就发现，其中多数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联邦调查局特工们调查出爱因斯坦曾经和苏联副领事帕威尔·米可哈伊洛夫在纽约见过一面。而这次会面是由一个叫做玛格丽特·科奈恩科娃的俄国女人安排的。
　　　　玛格丽特·科奈恩科娃其实是个苏联间谍。根据1998年拍卖的一封爱因斯坦的信证明，她也曾是爱因斯坦的情人。
　　　　玛格丽特是个神秘的俄罗斯女人。在30年代，她与爱因斯坦邂逅相遇时，早已结婚了，其丈夫是个俄罗斯雕塑家。当时玛格丽特在美国的“任务”就是勾引大西洋西岸所有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让他们能为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效劳。作为派驻在美国负有特殊使命的苏联女特工，她混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用尽浑身解数终于捕获了爱因斯坦的心。
　　　　爱因斯坦在玛格丽特回到苏联后寄给她的那些“情书”中，把他俩经常幽会的那间办公室称为他俩的“洞房”。在情书的末尾，为了表现他的一往情深，爱因斯坦别出心裁地将自己的首位字母和她的姓名末尾字母交错在一起来签名。
　　　　玛格丽特成功地使这个科学家和她的上司、当时苏联驻纽约领事馆的副领事帕威尔·米可哈伊洛夫之间建立了联系。广岛原子弹事件发生后，她多次安排爱因斯坦与副领事进行会晤。在米可哈伊洛夫的“关注”下，爱因斯坦给苏联科学院写了份电报。在电文中，他谈到原子武器给世界带来的新危险。
　　　　但是，由于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的那份调查文件怀疑到他的反战立场和左派倾向，尽管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名单中写有爱因斯坦的名字，但他最终还是被阻挡在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之外，根本无法给苏联提供任何关于原子弹技术的情报。
　　　　爱因斯坦是于1949年10月正式加入美国国籍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成为活跃人物，他坚决反对东西集团的冷战，为以色列的建立四面奔波，在联合国讲坛上为成立世界政府而大声疾呼。
　　　　1950年2月12日，在某电视谈话节目中，爱因斯坦讨论了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第二天早晨，局长胡佛就下达命令对他进行全面调查，力求找到一切爱因斯坦的可疑证据。
　　　　通过密报FBI找到了一些“惊人”的罪证：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办公室里有一条俄国间谍20世纪30年代埋下的电缆，他的打字员和秘书可以通过这条电缆和莫斯科方面电报联系。但是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并没有一间办公室，他只在家工作，他的秘书杜卡斯也是一样。探员们返回头去向密报者深入了解内情，这个人却销声匿迹，不知所踪了。
　　　　当爱因斯坦发现自己被秘密调查和监视时，极为失望。他在某次对外界的谈话中说：“我之所以选择了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度有充分的自由。我把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度，实际上是犯了一个错误，而穷我一生，也无法弥补这个错误了。”
　　　　1955年，爱因斯坦由于腹部主动脉瘤的病症日趋严重，被送进了医院。同年4月18日，拒绝任何治疗的爱因斯坦悄然去世，享年76岁。对爱因斯坦进行了30年调查的联邦调查局为他建立了数千页之多的档案，其中没有找到任何危害美国利益的证据。《爱因斯坦文件》也随着时间不了了之。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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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爱因斯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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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通”谢伟思的悲剧
　　　　“谁丢失了中国？”
　　　　二战结束后，打击**主义威胁成为政府部门的首要任务。从4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在政治上实行对苏联全面遏制地政策，外交工作和军队全力以赴在海外对苏联进行威慑，在国内，公众醉心于发现和惩治“**主义威胁”，**党及其追随者成为“间谍臆想症”的牺牲品。不甘寂寞的联邦调查局也利用这个时机在打击**分子的活动中频频出手，甚至不惜竭力夸大**党的“威胁”，以提高自己的战绩。
　　　　由于政府的轮番镇压，美国**党人数在战后数年里连年下降，从1944年最高峰时期的8万人剧降到1956年的2万人。到1962年，这个数字进一步降至8500人，到1974年时，则只剩下2000多人。该党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已经遭到很大破坏。所谓的“**主义威胁”在国内已经基本没有了事实上的破坏力。到胡佛晚年时，他曾经对自己的助理局长威廉·沙利文大发脾气：“如果你不断胡说国内**党已经今非昔比，我怎么好从国会弄到拨款？”可见，就连他本人也承认，所谓的**党的威胁早已是吓唬统治阶层的谎言了。
　　　　由于**党的实力已不足为虑，联邦调查局必须马上寻找到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题材。于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联邦调查局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依据。
　　　　二战期间，出于迅速打败日本的战略考虑，在远东和太平洋方向美国需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并使之成为战时和战后和平时期的“忠实的政治盟友”，因此需要中国成立一个**的政府。罗斯福总统把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列入了与英美苏并列的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
　　　　但是，蒋介石政权终究还是打碎了罗斯福总统的如意算盘。一个新生的“红色”中国出现在古老的东方。美国曾寄予厚望的一个忠实盟友和有力的支持者，只能退倨在一块小海岛上。
　　　　“谁丢失了中国？”美国上下不禁问道。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无异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国，蒋介石政权无异是美国的一个工具。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居然换不来歼灭兵力上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党军队，美国人当然要追究有关人员的罪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个月后，“**斗士”麦卡锡参议员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指责国务院里有意识地窝藏了200名以上的**党人，美国所面临的危险不是外国可能进行侵略，而是被国家所厚待的某些人的背叛。他指控说，整个国务院都被**党搞得千疮百孔了。1950年～1954年，此人在参议院大放厥词，任意以“亲共和反美活动”为借口捕人，造成大量的冤案，被称为“麦卡锡主义”。联邦调查局则为“麦卡锡主义”提供物质保障。在这个时期，如果有谁胆敢对中国国民党表示一点不满，或者对中国发生的一切作一点客观的评价，就会因为“叛国”罪名而遭到麦卡锡和联邦调查局联袂进行的非法调查。国务院里的那些“中国通”，由于曾经预言过国民党的失败命运，便成了“丢失中国”的替罪羔羊。我们从“中国通”谢伟思的遭遇可以窥豹一斑。
　　　　“中国通”眼中的中国
　　　　谢伟思童年时代在中国四川成都度过，11岁时回到了家乡加利福尼亚州。21岁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选择了外交工作作为终身职业。1933年通过了国务院的录取考试，后又自费到了中国并任职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两年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被派往北京（时称北平）任文化官员。因此，他亲眼目睹了“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亲身体验了中国的风云动荡，与国内官员相比，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感触。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谢伟思被调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后又于1941年被调往“陪都”重庆，1944年7月担任派往中共政府首府延安的美军“气象观察组”的政治顾问，以充分利用中共武装对日军进行更有效的抗战。此后，谢伟思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还访问了许多抗日革命根据地，会见了林彪、聂荣臻等将领。毛泽东就中美关系等重大问题所发表的许多精辟谈话，都由谢伟思及时、详尽地反馈给了美国当局。毛泽东在谈话时表示，中国人民和中国**党对美国人民怀有十分友好的感情。中共不仅愿意加强和美国对日作战中的合作，而且期盼在战后重建国家时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应当放弃向蒋介石一面倒的政策，因为那样只会增强蒋压制民主以及在战后发动内战的决心。中美两国战略上和经济上都不会有利害冲突。
　　　　对照美中关系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谈话是被历史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的。然而当时的政府却不这么以为。谢伟思的报告一直尘封在国务院的档案里。
　　　　在延安时期，谢伟思在访问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时惊奇的发现，日军侵占中国大半河山，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后方弥漫着浓重的悲观情绪的同时，中共根据地的军民却表现出高昂的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鲜明的反差让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决不止此。谢伟思发回的数百份报告均如泥沉大海再无回音，而他作为一个忠诚于国家利益的职业外交官，将因为这些真实的报告而受到惩罚。
　　　　谢伟思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政府提出了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应给予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关系。蒋介石在战后必然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完全是中国现实造成的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
　　　　1945年初，谢伟思又一次来到延安，这时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从“援蒋但不**”转向了全面支持蒋介石政权。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让他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这实际上是国会**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4月12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他的厄运便从此开始了。
　　　　成为替罪羊
　　　　谢伟思成为联邦调查局密切关注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把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底稿交给一位《美亚》杂志的主编菲利普·贾夫阅读，外交官和报人之间交换非保密材料的做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在联邦调查局警惕的眼睛里，此举无疑是一种叛变行为。一直伺机待动的联邦调查局终于抓到了一条小尾巴。
　　　　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为轰动全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各大报刊的攻击矛头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是导致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出现裂缝的“罪魁祸首”。后来，贾夫被判有罪，而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但是，法院所作出的结论里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从此，他就与对华政策问题脱离了联系。
　　　　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但国会右翼势力一直对他对亚洲问题的态度耿耿于怀，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查出任何不当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羔羊，国务院里的“中国通”们结束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调回，国务院内部对他争议很大，参议院的右翼分子强烈反对对他委以重任，对谢伟思的任命先后变动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后一次，他的名片也没机会派上用场。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馆任参赞的路上，刚刚到达日本横滨，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为他的清白作证。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裁决，国务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谢伟思赴任达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国。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亦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程。此后，谢伟思迁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
　　　　卢森堡夫妇的世纪间谍案
　　　　二战时，投向日本广岛的一颗原子弹既雪洗了美国国耻，同时也加速了二战的结束。世界各国的人们纷纷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于是在二战后，各国都开始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这便引发了这起卢森堡夫妇间谍案。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它称为“世纪大案”。1951年3月，纽约市联邦法院一致裁定卢森堡夫妇有罪。
　　　　1997年，已经80岁的前苏联克格勃上校、卢森堡夫妇间谍案的直接见证人菲克力索夫向世界透露了这宗“世纪大案”的内幕。
　　　　埃赛尔·卢森堡和他的太太朱利叶斯·卢森堡都是美籍犹太人，他们相识于卢森堡的大学时代。
　　　　纽约市立大学被称为“穷人的哈佛”，卢森堡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在大学期间他支持**主义主张和左翼运动，加入了美国**党。妻子爱赛尔是卢森堡的老乡，她曾经组织过150名妇女躺在纽约市36街的中间罢工，结果成功地胁迫了工厂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许多年轻人尤其是犹太人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则利用这个时机在他们当中招募了很多间谍。1942年春，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将在美国一家工厂担任信号检测员的卢森堡发展为间谍。利用工作之便，卢森堡把他搞到的工业上的最新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了莫斯科。
　　　　1943年下半年的一天，天空阴郁偶尔撒着几个雨点，一个头戴咖啡色绅士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纽约工业街5号区上，他穿过热闹的市场，一路快步行走，在一幢普通简陋的楼房前停了下来，中年男人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纸条，又四处望了一番，随后敲开了楼内的一个门。这个人正是接替塞米诺夫工作的纽约总领事馆领事菲克力索夫，他此行的目的是恢复与卢森堡的联系。见面后，菲克力索夫提供给卢森堡夫妇一个莱卡相机，教会他如何拍摄文件，这样他们可以减少见面的次数，降低风险。
　　　　二战期间，卢森堡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工业情报，包括美国国防工业中的一些重要技术成果和发明。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相当于导弹的“眼睛”，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的命中率及精确度。这在美**队中是高度保密的，防范也异常严密。但是，卢森堡还是利用工作之便，利用废弃的零件，重新组装出一个完好的引信。
　　　　为了把它从自己的手中运送出去，卢森堡将重达9公斤的引信装在纸箱子里，然后把它和废品一起扔到垃圾车上。在去往垃圾场的途中，卢森堡假意去买了一箱货物，吩咐司机先把他送到自己的寓所。一到家，卢森堡便将那箱子货物连同装引信的纸箱一同搬上楼，在将引信放置好后他又若无其事地跟司机一起前往垃圾场。
　　　　经过严密的安排，卢森堡将引信安全地交给了菲克力索夫。苏联情报部门在得到了引信后，立即进行研究仿造，使苏联战场上的导弹命中率大大的提高。
　　　　除了向菲克力索夫提供工业情报外，卢森堡还将自己身边的人发展为苏联间谍。1944年他发展了自己的内弟——机械师大卫·格林葛纳斯。那时候，大卫·格林葛纳斯正为曼哈顿工程的美国原子弹项目服务。但是大卫只是实验基地一个底层工作人员，根本接触不到任何机密的技术内容，只能提供给苏联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1946年夏天，联邦调查局把目光从战场上收了回来，对准了国内，并开始加紧调查二战期间苏联在美国布下的间谍网络。他们同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间谍在美国使用的通讯联络密码。
　　　　苏联在世界各地的特工人员都使用统一的一次性密码本，这种密码本每一页只能使用一次，用后必须立即销毁。一次偶然的机会，由于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人员的疏忽，没有将使用过的密码本烧干净。联邦调查局抓住这一线索，重金从波兰人手中购买了残缺的密码本，从而破译了苏联间谍的通讯录。
　　　　根据通讯录的显示，联邦调查局找到了在英国的顶尖科学家芬其斯，正是他向苏联人泄露了原子弹技术的情报。芬其斯在联邦调查局的审问中交代出另一个泄密者——大卫·格林葛纳斯。
　　　　联邦调查局通过对大卫的多次审讯，在1949年逮捕了他的姐姐和姐夫——朱利叶斯·卢森堡和埃赛尔·卢森堡夫妇。
　　　　1953年2月，虽然为卢森堡夫妇请愿的呼声此起彼伏，总统艾森豪威尔仍然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坚持了原来的判处决定。后来他在写给正在朝鲜战场上儿子的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这样判处卢森堡夫妇死的只是两个人，而他们把原子弹技术秘密地盗给苏联，苏联则会用原子弹杀死千万个美国人。
　　　　直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下台，卢森堡夫妇案件仍在争议之中。肯尼迪担任总统后，此事稍微平静，联邦调查局以为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想，另一件大事接踵而至。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位惨遭暗杀的总统。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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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爱因斯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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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尼迪遇刺之谜
　　　　枪声响起
　　　　1963年11月22日将近中午的时候，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夫人乘坐林肯牌高级轿车前往贸易中心，大约12点35分，汽车行至埃尔姆大街，突然枪声响起，一颗神奇的、异乎寻常的子弹射中肯尼迪总统背部脖根部位，穿透了身体，又击中前面康纳利州长的背部，从他右乳头下钻出，穿过州长的右手腕，打伤了他的大腿。康纳利只觉得背上像被锤子重击了一下，看到膝盖上溅着自己的鲜血，便向天空歪着脑袋绝望地惨叫起来：“啊，不！不！我的天呐！他们要杀死我们大家！”
　　　　总统夫人杰奎琳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心想：“天啊，他干嘛这么叫喊？”她不安地向右转过身去，立即看见了可怕的一幕：一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她丈夫的后脑勺！
　　　　此时的肯尼迪，一脸迷茫和沉思，他突然举起右手颤抖着似乎想抓住后脑勺，但很快就无力地落了下来。瞬间，鲜血伴随着白色的血浆喷洒而出，溅到杰奎琳的脸上、身上，溅到康纳利夫妇和前面开车的特工格里尔和保镖凯勒曼身上。肯尼迪上身的西服上浸满了鲜红的血。杰奎琳手足无措，她本能地俯到肯尼迪身上，随即跪到座椅上，转身朝着仍在欢呼的人群失态地喊叫：“我的天呐，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呐，他们杀死了杰克，他们杀死了我的丈夫。杰克!杰克！”她拼命摇晃着。
　　　　肯尼迪总统用双手捂住了脖子，倒在了夫人的膝上，鲜血和脑浆从他头的右边太阳穴和后部喷溅而出。同车里的康纳利州长也被突袭的子弹击中，倒在了汽车地板上。
　　　　保安人员克林特·希尔听见枪响后立即向总统座车冲去，一把把站起来的肯尼迪夫人推回到汽车的后座上去。
　　　　几乎与此同时，在紧随其后的车里，保安人员伊昂·布拉德转过身去按下副总统约翰逊的肩膀大喊：“躺下！”然后扑在他的身上。
　　　　4分钟后车队开到了帕尔克林德医院，医生们竭尽全力想挽救肯尼迪总统的生命，但是他的脑袋已经被子弹打裂，鲜血不止，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下午1点30分，副总统约翰逊得到医院的通知：肯尼迪总统抢救无效去世了。
　　　　奥斯瓦尔德的被捕与枪杀
　　　　联邦调查局根据肯尼迪总统被袭的部位分析出子弹是从埃尔姆大街上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一个窗口射出的。搜查这座大楼时，探员们在6层的一个窗台边找到了一支M·C·6.5毫米步枪。
　　　　一个小时后，他们又捕获了一名枪杀警察的嫌疑犯，当时他准备向另一名警察开枪。
　　　　根据技术部门检验，这个人的指纹与所查获的步枪上发现的指纹一模一样。
　　　　他就是仓库大楼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名叫李·奥斯瓦尔德。
　　　　有位目击者曾在那幢大楼的一扇窗户中，看到过一个符合奥斯瓦尔德特征的人。
　　　　一位公共汽车司机作证说，在总统被刺几分钟后，有个人曾乘坐他的车，并对他说：“总统遭到了枪击。”司机记住了乘客的特征，根据描述此人正是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的一位同事说，11月22日早晨，他看见奥斯瓦尔德在教科书仓库大楼的电梯中携带着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长长的东西。奥斯瓦尔德对他解释说这只是窗帘。
　　　　奥斯瓦尔德的妻子证明她曾在家中见过一支M·C·6.5毫米步枪。在奥斯瓦尔德房间中还发现了一张地图，图中用黑笔标出了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到总统被害地点这段距离。
　　　　根据在教科书仓库大楼6楼窗口附近查获步枪上的编号查明：该枪来自芝加哥一家邮购商行，商店雇员作证说，的确曾有人向他们订购过一支意大利制造的步枪。虽然奥斯瓦尔德订购这支枪时用的是假名，但订购单上却是他的笔迹。
　　　　弹道学家证明，杀害总统的子弹就是从查获的步枪中射出的，枪上还留有奥斯瓦尔德的指纹。
　　　　在枪杀警察的现场，有几位目击者都目睹了他枪击一名叫蒂皮特的巡警。并指认奥斯瓦尔德就是凶手。
　　　　警方证明：在枪击总统的现场找到的子弹壳都与奥斯瓦尔德被捕时所持的手枪吻合。
　　　　根据以上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认为奥斯瓦尔德毫无疑问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并将他逮捕。
　　　　在达拉斯市警察局，探员们对他进行了11个小时的调查审讯，但是奥斯瓦尔德对所有的行为都失口否认。他大叫：“我没有枪杀任何人！”“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
　　　　11月24日早晨，达拉斯市警察局准备把奥斯瓦尔德从警察总部转移到县监狱去，在众多警察的防范和报社记者的围观下，奥斯瓦尔德被押解出来。
　　　　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掏出枪来向奥斯瓦尔德的腹部开了一枪。奥斯瓦尔德当场毙命。全国观众都在电视直播中，目睹了这一枪杀事件的经过。
　　　　袭击奥斯瓦尔德的人叫杰克·鲁比，他被当场逮捕，后因癌症在监狱中死亡。
　　　　关于子弹的争论——发射的颗数
　　　　8天以后，继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亲自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总统特别委员会，调查肯尼迪被杀事件的真相。
　　　　经过近10个月的调查，有关方面寻访了552位证人和25000其他人员。1965年9月25日，委员会做出了一份912页，包括照片、图表、证据、证言和其他文件共25册，总字数达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总统特别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调查报告》，向全国人民提供总统暗杀事件的真相。报告中称，奥斯瓦尔德行刺肯尼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开枪没有纯粹的政治动机，因为奥斯瓦尔德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帮助过他”。奥斯瓦尔德当时藏身于达拉斯学校书库，他是在总统车队驶过后，从后面开了三枪。
　　　　但是，与总统委员会报告结论相反的证据层出不穷。人们对报告中称凶手发射的子弹是三发这一论断，抱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为了保护总统出行的安全，达拉斯警方曾在总统车队的汽车上安装了麦克风，以便对现场进行录音。但由于当时枪响后大家乱作一团，所以录音十分模糊，很难分清哪是枪声，哪是噪音。
　　　　在录音带中由三声枪响听起来比较清楚，一位数学家经过详细测算，判断出这三声枪响的时间都与肯尼迪中弹的时间有着非常明显的间隔。
　　　　数学家还认为录音带中出现的一些“听起来像枪声的噪音”，事实上也是枪声，它的出现与肯尼迪被击中的时间恰好吻合。这发置肯尼迪于死地的子弹，正是在奥斯瓦尔德开枪前十分之七秒射出的。也就是说，当时射向总统车队的并非委员会报告中称的三发子弹，而是四发。
　　　　然而一些武器专家指出，凶手所使用的是一支1940年意大利制造的旧式步枪，没有自动装置，瞄准十分不便。它在袭击总统的五、六秒内，最多只能射出三颗子弹。
　　　　由此又有一些人设想，当时是有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向总统开枪。
　　　　现场的一位铁路工人证明说：当天肯尼迪总统车队经过的路边停车场上停放了几辆汽车。在枪声响起时，那里有几名军人和一名持报话机通话的人忙乱地离开了停车场。
　　　　其他一些目击者也声称：子弹是从教科书仓库大楼对面的草坪附近射出，而不是楼内。当时，许多警察及目击者为捕捉凶手而冲向草坪。
　　　　这些都证明了行刺肯尼迪的枪手至少有两个人，总统并不是被埋伏在附近仓库大楼的枪手枪杀，而是遭另一名枪手开枪击毙的。但它们都因为缺乏实际证据支持，被总统特别委员会全部推翻了。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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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爱因斯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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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子弹的争论——射击方向
　　　　对总统的遗体和大脑伤口，人们也众说纷纭，一些证人和证词甚至互相矛盾。
　　　　负责解剖肯尼迪遗体的海军医疗中心X光师摄影师称：他在给总统遗体拍照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坚持亲自显影，并拿走了胶卷和全部底片。他后来发现，许多底片失踪了，用来摄影的胶片在拍摄完成后也“曝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模糊难辨的、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照片。
　　　　根据其中的一张照片显示，躺在验尸台上的肯尼迪总统，脸部毫无损伤，眼睛睁着，嘴唇似乎还在微笑。
　　　　曾在验尸时协助工作的达拉斯市退休警官保罗·奥康纳证明说，当时他站的位置正好在肯尼迪的头部。在把肯尼迪的尸体抬上验尸台时，他的手曾接触到肯尼迪的头部，并发现总统的后头部被射穿，但脸部完整无伤。
　　　　但是根据弹道学家的分析，如果是M·C·6.5毫米步枪子弹击中的话，子弹射出的强大压力会大大破坏脸的右前侧，因此，肯尼迪脸部的右半侧会被轰碎，不可能如此完整。
　　　　还有说法是：凶手并不是从后面向肯尼迪开枪，而是从前面将子弹射入总统头部的。某些人将这颗子弹偷偷取了出来，并将弹道破坏，以便掩盖子弹真实的飞行方向，并且还设计了新的、轨迹经过肯尼迪头后部的弹道。
　　　　于是总统的遗体再一次被解剖。当时负责解剖尸体的军医说：总统头部的伤口大概有10毫米×20毫米，颅腔内空无一物，甚至连大脑也不见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异常惊讶，并在拍了照片后用海绵填塞了颅腔。
　　　　后来，肯尼迪的脑子与解剖时的照片和X光片被保存到国家档案馆。但1966年10月，这些资料统统不翼而飞。
　　　　1992年，曾经参与过抢救总统的帕尔克林德医院的医生克林绍出版了《约翰·肯尼迪——打破沉默》一书。书中称：总统被送来抢救时整个大脑右半部都没有了，根据头的右部情况可以断定，子弹是从总统右边太阳穴几乎沿着切线打穿颅骨的，并损伤了头顶和后脑勺骨。克林绍当时还检查出肯尼迪的喉结下部有第二处伤口，其入口似自来水笔直径一般大小。他完全确认，总统头部的两处伤口，是前面两次射击的结果。
　　　　后来在政府公布的总统尸体的照片上，克林绍却发现肯尼迪的头部被做了手脚：总统颅骨后部皮层被拉过来盖在伤口上，其右边约10厘米的伤口经过外科修整已并不明显，这很容易使人们相信子弹是从总统的背后射来的。
　　　　重要证人先后丢失性命
　　　　在后来的10年间，有180多名与暗杀肯尼迪总统被杀案有关的重要证人先后丢失了性命。
　　　　被奥斯瓦尔德所枪杀的警察蒂皮特就是第一个死者。后来有说法称凶手是一名长着黑色卷发的青年男子，而不是奥斯瓦尔德，因为奥斯瓦尔德是栗色头发。而且现场找到的一枚空弹壳与奥斯瓦尔德手枪的型号根本对不上。
　　　　现场目击同事蒂皮特被杀的警察曾经作证说，凶手的相貌与奥斯瓦尔德根本不一样。但几天后，这名警察在巡逻时被一颗子弹击中要害身亡了。
　　　　另外一位目击杀害蒂皮特的证人在调查时说：凶手决不是奥斯瓦尔德，而是另外一个人。两天后即被一个陌生人用手枪袭击头部导致重伤。在以后的审讯中他坚决否认了以前的证词。
　　　　那位曾经证明现场有神秘人物出现的铁路工人，在正常工作中被街头一辆疾驰而来的汽车撞死。
　　　　罗杰·克雷格也是一名现场目击者，他曾亲眼看见奥斯瓦尔德是团伙作案，并清楚地看到了另外一名男子。不久，克雷格遭到枪击，但侥幸躲过。然而12年后，他还是被闯进家中的几个陌生人给枪杀了。
　　　　奥斯瓦尔德的好朋友——石油地质专家乔治·德希尔德，刚接到总统委员会的临讯通知便无疾而终了。
　　　　报社女记者多茜西曾到达拉斯监狱，对枪杀奥斯瓦尔德的凶手杰克·鲁比进行采访，不久有消息传出，她在家中暴死。
　　　　1967年1月鲁比因患癌症在监狱中死亡。临死前他曾表示：入狱后，有人作了手脚，人为地使他患上了癌症。
　　　　《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记者吉姆·莱德与杰克·亨特曾在鲁比枪杀奥斯瓦尔德之后，到鲁比家进行过调查采访。但不久，吉姆在自己的家中被枪杀；杰克则因警察手枪“走火”而死于非命。
　　　　证人的先后死亡使人们相信，奥斯瓦尔德绝非是个人作案，他的背景也并不简单，甚至和世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巴、中情局和FBI
　　　　这种猜测从抓到疑凶奥斯瓦尔德就开始了，当时他被认为是一名极其忠诚的**主义者。
　　　　1962年，古巴出现了“导弹危机”，而赫鲁晓夫在肯尼迪总统的压力下，被迫拆除并运回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使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主义事业受到损害。
　　　　而奥斯瓦尔德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疯狂崇拜者，正打算加入古巴军队。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他决定枪杀肯尼迪。
　　　　然而最近，古巴通过一部《ZR－步枪》的记录片提出了新的说法，驳斥了以往对古巴与肯尼迪被刺有牵连的猜测。
　　　　古巴称这部影片是根据古巴和美国电影档案馆资料以及古巴保安官员和美国中情局探员的访问摄制的。大胆地推测了中央情报局因不满肯尼迪对古巴制裁的约束，策划指使一名黑帮分子和两名古巴流亡分子暗杀了总统。
　　　　在总统被害的当天有几位目击者曾在现场拍摄了照片，事后他们表示被自称为联邦调查局的人没收了照相机、底片和摄影机，之后再也没有归还。
　　　　负责救护总统的帕尔克林德医院的医生称，按照得克萨斯州法律，死者必须在当地解剖尸体，但当时一些荷枪实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包围了肯尼迪的灵柩并用枪威胁他们，强行带走了灵柩。
　　　　事实上，以胡佛为首的联邦调查局确实与肯尼迪颇有过节。胡佛自恃统治联邦调查局多年，对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很多国家官员和总统也都因为有隐私和把柄握在胡佛手中而让他三分。
　　　　肯尼迪对此却不屑一顾。1961年，他迫使联邦调查局服从司法部的领导，限制了胡佛的权力，甚至将撤换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决议提上了总统的工作日程。
　　　　1962年，白人优越主义者因肯尼迪授予黑人平等权利的公民权法而策划暗杀肯尼迪，联邦调查局虽然早接到警告，但是却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来保护总统。
　　　　1988年，得克萨斯州莱特兰市的联邦调查局分部来了一对母子，他们是珍妮佛·怀特和她的儿子李奇·怀特。珍妮佛称，她的丈夫罗斯克·怀特和射杀奥斯瓦尔德的鲁比，共同谋杀了肯尼迪。
　　　　她说，奥斯瓦尔德是丈夫罗斯克的好朋友，在到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厦之前，他在一家印制军用地图的公司工作。
　　　　当时珍妮佛在鲁比的酒吧做脱衣舞女，她看见丈夫罗斯克进来找鲁比，就在办公室外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而鲁比和罗斯克所商议的正是共同暗杀总统肯尼迪的计划。
　　　　当时，鲁比发现了珍妮佛，立即打电话请示。然后告诉罗斯克让珍妮去接受消除记忆的电击治疗，并威胁他们说，一旦消息泄露出去，他们的两个儿子就没命了。
　　　　1971年，珍妮佛在路上遇到一名陌生的男士，她被告知全家已经受到监视，如果罗斯克不合作，他们一家包括孩子在内都要完蛋。
　　　　珍妮佛回家后询问丈夫，罗斯克说，这都是中情局的安排，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并叫她不要多问。
　　　　3个月后，罗斯克·怀特在工作时因电焊枪爆炸死亡。
　　　　罗斯克死后4年多，联邦调查局曾从他家里搜出许多与暗杀肯尼迪总统有关的照片和证据。其中奥斯瓦尔德拿着枪的照片，被交到特别委员会，但后来都没了音信。
　　　　李奇·怀特说，1975年，有个自称是他父亲朋友的人来找他。那人告诉他说，罗斯克·怀特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秘密杀手的任务，暗杀了肯尼迪总统，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的。
　　　　后来李奇在家中的储藏室里发现了他父亲的日记，日记记录着从1957年开始，罗斯克进入中央情报局并在远东地区执行秘密任务的生活、他和奥斯瓦尔德的友情、暗杀肯尼迪的情况，以及他在谋杀总统之后担惊受怕的心情。此外，李奇还找到一个父亲留下的箱子，里面装着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罗斯克与奥斯瓦尔德在菲律宾及其他地方的合影照片。
　　　　与以前搜到的证据一样，珍妮佛和李奇提供的资料在联邦调查局后来的调查中再也没有提起过。
　　　　到底是谁下令杀死肯尼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也许从石油大王拜厄斯之子的一段话中人们可以作出自己的推测。拜厄斯生前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关系颇为密切，胡佛在肯尼迪遇刺后，曾给拜厄斯打过电话。1964年夏天，拜厄斯的儿子曾在德尔查罗见过胡佛。他在1988年回忆说：“我父亲和胡佛等人一起吃饭，胡佛的情绪似乎很不好。有一次，我向他问了句肯尼迪遇刺的事，‘那真的是奥斯瓦尔德干的吗？’他先是盯着我看了一阵子，然后对我说，‘如果我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都告诉你，那对于美国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们的政治制度都会因此而垮台。’他也只能说到这一步了。”
　　　　如果世人想从联邦调查局在因特网上的《联邦调查局简史》一文中找一些答案，他们就会失望了：在这部书里，仅仅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了一句“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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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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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路德·金之死
　　　　枪声来自洛兰宾馆对面
　　　　1968年4月4日下午6时左右，马丁·路德·金和几名助手在下榻的洛兰宾馆306房间内进餐。他们慢慢地品尝着，不时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金始终不多语，似乎在聚精会神地考虑当晚将举行的集会。
　　　　晚饭后，金神思着走到阳台上，把臂肘支在栏杆上面，凝望着远方的余晖，黑暗即将来临了。
　　　　突然，一声刺耳、清脆的枪声响起，仅仅响了惟一的一声，金立刻挺直腰身，用手捂住自己的脖子，扬起充满愤怒的脸，慢慢地仰面倒下了。
　　　　几分钟后，一辆白色救护车疾驰而来，撕肝裂肺的笛声划破长空。
　　　　可惜，为时已晚。下午7时零5分，医生宣布：由于子弹炸开了大动脉血管，切断了颈椎，金溘然长逝。金死时不足40岁。
　　　　联邦调查局迅速来到了事发现场。房客查尔斯·史蒂芬斯告诉特工人员和警察说：他听到枪响后，打开自己房间门想探看究竟，正撞见一个男子跑过过道，手里拿着一个包袱。据史蒂芬斯描述，此人30多岁，身高5尺10寸左右，胖瘦适中，穿着一套深色衣服。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全世界的电视屏幕都看到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特工雷厉风行的调查工作。4月5日凌晨，联邦调查局就正式宣布已掌握破案线索，并列举了罪证。
　　　　枪声来自洛兰旅馆对面的一家名叫贝西·布鲁尔的公寓。房东布鲁尔太太回忆说，4月4日下午3点15分，一个男子用约翰·维拉尔德的名字登记住宿，并要求安排一间正对着洛兰宾馆的房间。她租给这个青年人公寓后部五－B号房间还收了一周的租金，但这名男子在晚上6点后就不见了。
　　　　与布鲁尔公寓相隔几座门的卡尼普游艺场老板作证说，枪响后他立即走了出来，恰好看到一个身穿深色衣服的人沿街向南奔去，并在离出租公寓十公里之遥的人行道上扔下一个包袱。不一会，那人便开着一辆白色“野马”牌的小汽车朝相反方向疾驰而去。
　　　　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拣到包袱，发现里面有一支雷明顿公司制造的760型“打猎能手”式步枪，还有一架望远镜和一个拉链式蓝色手提包。提包里装着洗漱用品、一条男短衬裤、两罐啤酒和一个标有田纳西州孟菲斯约克枪械公司字样的纸袋，以及一支约克枪械公司售货发票，日期是1968年4月4日。联邦调查局孟菲斯分局局长詹森立即派飞机把包袱送往华盛顿，交实验室鉴定。
　　　　很快查明证物来源
　　　　马丁·路德·金被枪杀的噩耗像炸弹一样迅速在各地爆炸，全国46个城市的黑人民众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纷纷怒不可遏地涌上街头示威，要求逮捕凶手。上百栋房屋和商店被烧毁，不计其数的汽车被砸得面部全非，华盛顿的大街上到处都挤满了悲愤的人们。约翰逊总统不得不在4月5日下令，首都华盛顿市实施紧急状态，10000多名士兵被调到首都进行防范。
　　　　为了平息众怒，政府在4月9日为马丁·路德·金举行了葬礼，并宣布这一天为全国哀悼日，国家机关下半旗致哀，为金举行全国性的祈祷。约翰逊总统责成联邦调查局迅速查明真相，将凶手及时捉拿归案。
　　　　联邦调查局命令所属各分局要优先安排马丁·路德·金被刺案的调查工作。不出几天，特工们便查明了包袱里的步枪、望远镜、甚至啤酒罐的来源。
　　　　那支“雷明顿”牌步枪是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海空军需商店购买的，购买者名叫哈威·斯塔尔沃·格拉特。他于3月29日买了一支步枪，但在第二天，格拉特又来到商店，用第一支步枪换了包袱里发现的那只火力更大的“打猎能手”式步枪。据售货员说，格拉特曾解释换枪的理由：他哥哥要到威斯康星州猎鹿，所以需要一支穿透力更强的枪。联邦调查局向售货员问了格拉特的体貌特征，证明与众人目击的嫌疑犯十分相符。
　　　　根据纸袋和约克公司的发票，特工人员找到出售望远镜的商店。一名售货员说，他在马丁·路德·金遇刺的当天下午4时左右把这副望远镜卖给了一名男子，此人的面貌特征也与特工人员掌握的情况吻合。而那两罐啤酒则是从密西西比亚的南黑文米诺商店出售的。
　　　　特工人员通过对孟菲斯各家饭店和汽车旅馆的调查，确定那辆白色“野马”牌汽车是1966年出厂的，且在1967年8月29日被一名叫哈威·斯塔尔沃·格拉特的人购走。这时候在亚特兰大市，警察找到了那辆被丢弃的小汽车，在车里发现两样东西：一本地图册，还有一张亚特兰大市街图，上面标出了马丁·路德·金的住址，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总部所在地也被人划了圈。
　　　　联邦调查局指纹检验室的技术专家将嫌疑人留在贝西·布鲁尔公寓里和汽车里的指纹进行仔细辨认，终于在联邦调查局“405，942G”号档案中找到了所吻合的指纹卡。卡片注明：“詹姆斯·厄尔·雷，1928年3月10日生，伊利诺斯州奥尔顿人。”
　　　　疑犯詹姆斯·厄尔·雷
　　　　詹姆斯·厄尔·雷中学未毕业就于1946年应征入伍，在联邦德国服役，后因“不适应服役要求”而提前退伍。1949年，他企图盗窃一架打字机而被抓住，坐了3个月的牢。1952年，他因为抢劫出租车司机再一次被捕入狱。获释后，他又企图洗劫一家杂货铺，并被判刑20年。在服刑的13年中，雷数次企图逃跑，结果被增加刑期到48年。
　　　　雷虽然作案累累，但大多却笨拙可笑。雷曾在洛杉叽盗窃过一台打字机，携带逃跑时，自己的银行存折掉在地上，他停下来去拾存折，结果被抓获；他在圣路易斯逃避追捕时，躲进电梯间，但一时疏忽，忘记关电梯门而被抓住；他在抢劫一家食品杂货店之后，驾车逃跑，在急转弯时，自己却被甩出车外……
　　　　联邦调查局虽然锁定了犯罪凶手，但詹姆斯·厄尔·雷依然是寻无踪影。联邦调查局猜测他已经逃往国外，于是特工们分散到各国驻美国大使馆查阅护照档案。经过两周的调查，在一个叫拉曼·施奈德的赴加拿大签证申请书中，发现了与雷的相貌极其相似的照片。
　　　　1968年6月8日，在伦敦机场候机厅，两名警察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从他身上搜出姓名为拉曼·施奈德的护照和一支子弹满膛左轮手枪。通过指纹鉴定，联邦调查局很快就确定了这个拉曼·施奈德正是杀害金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
　　　　FBI终于把杀害马丁·路德·金的凶手捉拿归案了。为此，联邦调查局先后投入了3014名特工人员的力量，花费了140万美元，累计行程50万英里。
　　　　联邦调查局通过分析雷所在原监狱中的服刑情况，解释了雷枪杀马丁·路德·金的动机：
　　　　詹姆斯·厄尔·雷在堪萨斯州莱文斯堡监狱服刑期间，曾拒绝转到荣誉监狱，因为那里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他还被怀疑在1960年的一次监狱暴动中参与杀害3名黑人。据与雷共同服刑的犯人说，雷曾表示：如果赏金优厚，他愿意去杀死马丁·路德·金。因为雷在报纸上看到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民权示威运动，感到十分不安。他痛恨马丁·路德·金和一切黑人。雷在狱中还对其他人透露，等他出狱后，打算“捞一大笔钱”。这笔钱来自一个“秘密的组织”。据他讲，该组织已出10万美元赏金，要杀死马丁·路德·金。
　　　　在人民不可抑制的愤懑中和破获大案的欢呼中，1968年10月，孟菲斯法庭终于开始对詹姆斯·厄尔雷·进行审判。
　　　　在审判的前夕，《展望》杂志刊登了一篇由作家威廉·休伊撰写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詹姆斯·厄尔·雷在1967年8月越狱后至杀害金之前的经历并完全推翻了对他单独策划作案的推测。休伊为了得到这些雷亲口所述的秘闻向他支付了47000美元。
　　　　詹姆斯·厄尔·雷说，他1967年越狱后，遇到一个名叫劳尔的古巴人。劳尔许诺给雷大笔钞票，并帮助他逃到某个安全的地方去过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是雷需要为自己完成一个大任务。
　　　　于是，雷遵照劳尔的吩咐，穿梭于各个城市，用不同的名字在旅馆登记，进过洛杉叽酒吧侍应生学校，在新奥尔良的舞蹈学校学习过，利用备用车胎的充气内胎运送过毒品，甚至还动过一次不大的整形手术。按照劳尔的命令，雷花了2000美元买了一辆“野马”牌汽车，并在蒙哥马利市买了一支“雷明顿”步枪。
　　　　雷严格地执行着劳尔的命令，他在1968年4月4日驾着白色“野马”来到了孟菲斯市，并租下了布鲁尔太太公寓的五－B号房间。这套公寓与浴室相连，从浴室门口能清楚地看到洛兰旅馆的阳台，而这个阳台正是属于“306”号房间的。
　　　　休伊根据雷的叙述，走遍全国，一一证实文章中提及的每个姓名、地址和人物。他拜访了几乎所有与雷见过面的人，用磁带录下了他们的谈话。他确信，雷所告诉他的经历都是真实可靠的。只有一个人，休伊没有找到，这个人就是劳尔，因为连雷本人也不知道这个神秘主人的联系方式，始终都是劳尔向雷指示他应该出现的地方。
　　　　雷在洛兰旅馆对面的布鲁尔太太出租公寓租了一个房间，然后，劳尔来到这个房间并让雷下楼在车里等他。枪响片刻之后，劳尔匆匆地把装有步枪的口袋扔在人行道上，钻进汽车，躺在后座前的地板上，将自己连头带身子用垫子盖住，命令雷向市区北部驶去。途中劳尔自己下了车，从此便不见了。
　　　　休伊的文章得出了结论：马丁·路德·金的被害是密谋，而雷并不是单独作案。
　　　　人们对詹姆斯·厄尔·雷的说法将信将疑，向法院要求尽早开庭审理案件。经过6周的预审期，法院终于决定在1968年11月12日正式进行对雷的审判。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晚上，詹姆斯·厄尔·雷却突然宣布，他决定更换辩护律师。
　　　　孟菲斯司法部门解释说，这个决定完全是由雷本人做出的，没有任何人向他施加任何压力。然而人们仍然对这个变故产生了很多疑点：新律师还得从头开始工作，熟悉侦查材料，进行核查，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又会像前一个律师一样耗费半年多的时间。如果雷真是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受人指使，他为什么不尽快开庭使自己平冤昭雪？而且，雷所更换的是著名律师珀西·福尔曼，上千美元的律师费又是从何而来？
　　　　经过多次延期审判，最后开庭的日期终于确定在1969年3月10日。
　　　　但是，事情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新情况。
　　　　在开庭的前夜，孟菲斯司法当局宣布，公诉方和辩护方已达成协议：雷承认自己有罪，作为交换，他将不坐电椅，而是坐99年牢。
　　　　审判的当天，公诉人作了发言，他竭力要人们相信，雷是单独作案，他赞扬了被告“承认自己有罪”的配合态度，并慷慨地表示公诉方同意以99年徒刑代替电椅。
　　　　法官最后陈词说，法庭很满意雷终于诚实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一切疑问都已揭晓－雷是惟一的凶手。陪审团一致通过被告与公诉方和辩护方一致同意的处置方法，即99年徒刑。
　　　　雷在被送进监狱后，没过多久就向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法庭提交上诉状。他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在被人胁迫、诱骗下才认罪的。他请求法庭重新审理他的案件。但当局根本就不予理会。
　　　　FBI似乎极其渴望让金从世界上消失
　　　　1986年8月1日，《进步》杂志记者约翰·伊杰尔顿对雷进行了3个小时的采访。雷表示：如果将来查明，联邦调查局插手了杀害金的准备工作，他不会感到惊奇。在马丁·路德·金的身边就有很多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们监视金，并企图杀害他。当马丁·路德·金被害后，联邦调查局就急忙寻找像他这样的单独的替罪羊。
　　　　20世纪60年代，黑人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随着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的斗争广泛深入地发展，民权运动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成为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主要对象。早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就曾派遣特工在马丁·路德·金下榻的旅馆里安装窃听器，企图在“亲**主义”和“性行为不端”这两个敏感问题上抓他的把柄。
　　　　联邦调查局指责马丁·路德·金的一些亲信是**党员或亲共分子，还怀疑他从苏联特务那里得到了经费资助。从50年代在亚特兰大窃听金的电话后，联邦调查局一段时间里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局长胡佛企图拉拢金为己所用，但遭到了金的拒绝。于是，对金的调查升级了。
　　　　联邦调查局把搜集到的只言片语的材料拼凑起来，得出了结论：金是一个危险的进行颠覆活动的**党人，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必须对他进行不间断地严密监视。他们得出此结论的惟一依据就是，金在一次演讲中声称自己“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此外，金有两个朋友与左派组织有联系。
　　　　电话窃听没有找到金在政治上的把柄，善于以掌握名人隐私作为要挟手段的胡佛把目标转移到了金的私生活上。从华盛顿、纽约、密尔沃、基萨克拉门托到火奴鲁鲁，仅仅从1964年1月5日起的17个月里，在金全国旅行途中所住宿的所有旅馆里，联邦调查局居然先后安装了15个窃听器，将金与同事的谈话以及与女人做爱的声音灌成了数十盘磁带。他们将磁带提供给新闻界和某些国会议员，并从中摘出一些来，寄给金的妻子科雷塔，希冀可以导致金和妻子关系破裂，削弱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地位，结果却是无功而返。接着，联邦调查局又利用种种罪名将他十余次逮捕入狱，使他几乎坐遍了南方的所有监牢。联邦调查局似乎极其渴望让金从世界上消失。
　　　　在马丁·路德·金被害10年后，1978年国会对金被刺一案重新进行专门调查。收集的材料达数10万页，总结报告达800页。最终作出了金死于密谋的新结论，但却无法查明密谋的具体参加者。
　　　　马丁·路德·金的被害真相仍是一个迷。
　　

John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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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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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克比空难
　　　　270人死亡
　　　　1988年12月21日晚上，泛美航空103次班机从联邦德国法兰克福途径伦敦飞往纽约。当天下午7点03分，当客机飞抵苏格兰洛克比小镇上空时，一个行李箱突然爆炸，将机身炸出个窟窿。飞机上全部人员包括188名美国乘客，共259人全部遇难。
　　　　飞机爆炸后的碎片落到了洛克比的民房、街道等地方，还引发民宅及瓦斯管起火，导致11名洛克比居民无辜丧生。
　　　　至此，洛克比空难共造成270人死亡。
　　　　联邦调查局资深探员以及技术人员立即赶到失事现场洛克比，把通讯设备装置起来，寻找生还者。联邦调查局化验室的专家也赶到苏格兰与当地警察一起进行搜索证据，以便追辑犯人。
　　　　专家看到现场情形之后，马上就判断出飞机是由于炸弹爆炸才坠毁的。因为调查人员在现场找到一块残缺不全的飞机机舱，上面有许多凹下去的地方，这就表明机舱当时曾受到威力强大的爆炸物品的冲击。由此探员们断定出飞机是由于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
　　　　经过近一周的努力，专家们在找回的几万件飞机残骸和乘客的行李衣物中逐个进行检查，利用各种仪器对这些飞机碎片进行分析、模拟和鉴定。最后，一块标号为AVE4041的金属托盘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块金属板被炸得凹凸不平，从他的断裂截面可以判断出炸弹首先是在这个盘中爆炸的，而这个金属托盘正是钉在机舱装行李的地方。由此调查人员得到了突破性的线索：炸弹并不是存放在一般的货舱里，而是在乘客行李舱里爆炸的。
　　　　爆破专家还在其他的金属托盘残骸上发现了一块小塑胶片，经过仔细观察，他们确认这块塑胶片是日本制造东芝牌收音机上的线路板，型号是东芝RT8016或RT8026。经过模拟试验，联邦调查局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炸药就藏在这种便携式的收录机中。接着，探员们又从一小片烧得几近炭黑的脆纸片上隐约看到了英文和阿拉伯文书写的说明书字样。这表明，这台收录机是在中东销售的。
　　　　由于这个发现，联邦调查局马上想起这可能与巴勒斯坦的解放军有关。因为就在不久之前，在联邦调查局逮捕的几个巴勒斯坦解放军的行李内也发现有爆炸物品，而那些炸药就藏在日本制造的东芝收音机里。
　　　　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干员们还在离洛克比55公里的范围内搜索出27片箱子的碎片。经鉴定，这些碎片均来自同一个山姆森牌的咖啡色行李箱。根据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山姆森的厂资料，他们在1985~1988年间一共生产了2300个这一型号的行李箱，且全部销往中东地区。
　　　　根据掌握的情况，调查人员把注意力放在了巴勒斯坦身上。
　　　　联邦调查局把目标对准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PFLP-GC）的黎巴嫩成员塔尔布，他因恐怖活动曾在瑞典坐过牢。
　　　　瑞典警方配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阿布·塔尔布。塔尔布是巴勒斯坦恐怖小组的得力干将。他曾经在斯德戈尔摩、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频繁地制造恐怖爆炸事件。是维也纳和罗马机场袭击事件地参与者，并于1986年在卡拉奇劫持了一架美国飞机。警察在塔尔布家的一本日历上发现，在1988年12月21日那一数字周围被划上了一个圈。经调查探员们还发现塔尔布在洛克比爆炸前几星期曾到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在马耳他的一个联络点。但在审查中塔尔布矢口否认他与洛克比事件有任何牵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示，炸弹是由伊朗提供的，行动是由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执行的，经贝鲁特转运到贝尔格勒，再通过旅游客车运抵法兰克福机场。理由是：1988年7月美国的一艘军舰在波斯湾上空意外地将一架伊朗客机击落，造成290人死亡。伊朗方面一直在策划报复，就雇佣了解放巴勒斯坦人**线总部来炸毁美国的飞机。
　　　　伊朗情报和安全部官员不得不又重新回到对物证的分析上，他们在实验场上用模型搭建成一个与失事飞机相似的行李舱，在行李舱内装满行李，再用遥控器把行李舱内的炸弹引爆，从炸出来的行李碎片中来分析结果。经过试验，调查员认定是一枚装在小型收音机里的14盎司塑胶炸弹致使泛美航空103次班机炸毁的。
　　　　根据这一线索，联邦调查局打算从衣服用品的破损情形来分析炸弹究竟是被放置在哪一个行李箱里。不多久，一件写有“马耳他贸易公司”字样的蓝色儿童宽松连裤、儿童外衣和一件带有“誉克”商标的花格呢裤引起了探员们的注意，此外还有一件“潘微儿”牌的睡衣、两件衬衣、一件格子呢外套和一把雨伞也不大寻常，因为它们除了嵌有收录机碎片、使用说明书碎片外，还都嵌有棕色硬壳行李箱的隔板碎片。专家们断定：这6件衣服和雨伞是与收录机一起放在爆炸的行李箱内的。
　　　　通过法兰克福支线飞机运上泛美103航班的行李清单显示：12月21日共有111件行李袋被运上飞机。在进货格内，有一个手写的X号，编号为“90009”的行李袋，当天13：07分进入计算机档案。另一张打印的工作单表明，这袋行李曾通过“206”号装卸台。这只行李袋是从马耳他航空公司的KM180航班上卸下的。然而奇怪的是，在泛美103航班的旅客名单中，没有一人是从马耳他来的。
　　　　种种线索使调查小组把目光集中到了马耳他。通过积极调查，联邦调查局与苏格兰警方找到了衣服制造厂商以及出售的店家。最后他们查出与炸弹在同一手提箱里的衣服都是在马尔他岛的一家玛丽斯服装店购买。
　　　　调查小组立即赶往玛丽斯服装店。通过那些棕白相间的衣服残片，店主立刻认出这是他这儿出售的睡袍上掉落下来的。另外根据他的描述，这名顾客所购买的物品竟然和山姆森牌行李箱的衣物完全吻合。店主回忆说：在1988年12月的时候，有一个操着很重的利比亚口音的人到他店里来买了许多衣服，这个人在买衣服的时候很奇怪，他对尺寸大小、形状、颜色全都不在乎，只关心所购物品的数量。在进一步的了解后，联邦调查局探员从该服装店店员那里获悉，这名顾客是个利比亚人，年龄看上去50多岁，衣着讲究，身高1米65左右。联邦调查局化验室根据店员的描述把此人的相貌特征绘制出来。
　　　　在店员对嫌疑人的照片认真辨认之后，联邦调查局终于查到了那个在玛丽斯服装店购物的顾客的姓名：艾巴戴尔·麦格拉希，并发现麦格拉希是在1988年12月20日下午5点半去买衣服的，和他一起同去的还有当地的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驻马耳他办事处主任拉曼·费马。在对费马的调查中，探员们查获了一本至关重要的日记，其内容证明了正是费马利用职务之便将麦格拉希的爆炸箱送上泛美航空公司波音747飞机的。
　　　　此时，联邦调查局又在那堆衣服和用品之中发现了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在一件被炸坏的衬衫上面他们找到了一块手指甲大小的绿色电路板，而这块电路板残片与一种MST－13炸弹定时器极其相似。联邦调查局把一枚从利比亚支持的多哥恐怖组织处缴获的塑料定时炸弹的电路板对照，发现电路板后面有几个字被刮掉了。经仔细辨认，“MEBO”四个字母出现在探员们面前。
　　　　MEBO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电子侦查设备的瑞士公司，其主要客户之一就是利比亚的军事和安全部门。该公司的老板证实：1985～1986年间有一位利比亚官员购买了20枚MST-13型号的炸弹。
　　　　1991年11月美英两国通过意大利驻利比亚大使馆向利比亚递交了对艾巴戴尔·麦格拉希和拉曼·费马的起诉书和通缉令。但是利比亚政府虽然拘留了两名嫌疑犯，却拒绝把他们引渡到美国交给联邦调查局。
　　　　1992年，安理会通过“731号决议”，要求利比亚立即配合洛克比空难案的国际调查。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同意将两名涉嫌制造洛克比空难案的利比亚人交给法庭审判，但条件是必须由阿拉伯国家联盟亲自处理。
　　　　不得已，安理会又通过了“748号决议”，要求利比亚必须在该年4月15日前交出涉嫌制造民航客机爆炸案的人员，否则将切断利比亚同外界的空中往来，并对利比亚实行航空和武器禁运及降低外交规格等制裁措施。但是利比亚仍然置若罔闻。
　　　　4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对利比亚实行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实行了武器禁运，并禁止利比亚的航空旅行。之后的两年，安理会还通过新的决议冻结利比亚资产并禁止成员国向利比亚出口某些石油设备。
　　　　1996年6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不顾联合国禁令乘飞机到达开罗，出席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美国政府立即联合其他的国家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封锁。期间，利比亚政府多次向联合国申诉，由于国际制裁和限制，利比亚已经损失了235亿美元，并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但是他们仍旧坚持对两名嫌疑人的审判必须在英美以外的第三国进行。
　　　　经过国际社会的不懈调停，美国、英国和利比亚终于就洛克比空难的审理地点、方式和程序等问题达成一致，同意按照苏格兰法律，由苏格兰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在荷兰开庭审理此案。
　　　　审判于2000年5月3日开庭。审判地点设在距阿姆斯特丹约50公里的前美**事基地宰斯特军营。由于此案事隔11年半，又涉及50多个国家、15000多名证人及20万余件证物，使审理工作一度十分混乱。法庭为使辩护方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不得不推迟了审讯。
　　　　洛克比空难案最终在2001年1月31日进行了最后的审判。法庭判处被告艾巴戴尔·麦格拉希因策划炸毁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犯有杀人罪，判处其终身监禁；另一名被告拉曼·费马无罪释放。
　　　　判决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非指责此案的审判结果是在美英两国的压力下作出的，他指出这是一个政治判决，而非司法判决。卡扎非还要求彻底解除联合国对其实施的国际制裁，并赔偿制裁造成的经济损失。
　　　　与此同时，洛克比空难死难者家属也对判决结果极为不满，并责成律师团就该案向利比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利比亚政府赔偿100亿美元。他们认为法庭所以做出这个判决，背后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秘密交易，各国政府早已抛开了对死去的270个亡灵的追悼，把空难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联邦调查局刚刚从审判中抽身，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更加难以处理，因为它涉及了自己的同城兄弟——中央情报局。
　　　　2001年中旬，英国记者约翰·爱生顿推出了关于洛克比空难的调查报告《被隐瞒的洛克比丑闻》。文中称，这起事件的凶手是中东的贩毒集团，他们炸毁泛美航空103次班机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中情局与毒品贩子之间的肮脏交易。
　　　　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一些重要人物曾经和中东的毒品贩子达成协议，默许贩毒分子将毒品运至美国，以换取他们提供的秘密情报。
　　　　而毒犯炸毁泛美103航班的原因则是为了杀死一个叫做查尔斯·麦克基的美国人。麦克基是国防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得知了中央情报局与中东毒品贩子的肮脏交易，立即乘坐班机飞回华盛顿，打算向政府举报这一情况。
　　　　中东的贩毒分子雇佣了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总指挥部为他们完成这一邪恶的任务。PELP－GC的首领曾派炸弹制造专家克莱西塞特在东德制造了5枚专门用于引爆客机的气压炸弹，其中的两枚都是安装在东芝收录机里。在洛克比空难发生后，虽然其中3枚炸弹都被找到，但是第二枚“东芝收录机炸弹”却一直没有找到，而这枚炸弹正安放在一位乘坐泛美航空103次班机的美籍黎巴嫩人的行李箱里。
　　　　在事实面前，空难调查委员会却将有关方面的证据隐瞒起来。比如一件在坠毁现场找到的印有黎巴嫩真主党标志的T恤衫，它被认为是与破案有关的重要物品之一，但是官方始终不承认有过这样一件T恤衫。另外在空难现场还发现了几大捆美钞和两大包海洛因，这些都可以成为印证洛克比空难与中东毒品罪犯有关的重要证据。
　　　　面对这样的质问，美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深入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始终保持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