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天国（揭露太平天国的邪恶，有删节）

素为哀

那么就花点时间，一条一条解释吧。

“惨刻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古已有之，就是朱熹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这一理论经宋明而不衰，直到被清朝钦定为官方哲学。

建宫殿，纳妻妾：似乎没有哪个皇帝不是这样，洪秀全只是称王太早了而已。

以宗教自欺欺人：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所以以宗教形式组织的起义不多而且都不甚成功。毕竟宗教除了精神慰藉并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明朝也许是个例外？

娼妓问题：这算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了，大概只有二三十年彻底解决过。但是为啥清朝皇帝出去嫖妓是风流韵事，到了太平军这就成了丑闻呢？

卖官：在清朝，捐纳已经成为了一项制度，而且是创收的重要手段，最多的时候，60%的官都是花银子买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卖到“王”这个等级，大概是因为太平天国的“王”地位没那么高吧。

tanhua

其实我觉得主楼只是针对 太平杂说 这本书的读后感。
并不能算是一篇史论。
况且也并没有完全介绍《太平杂说》的内容。

鉴于我不大赞成主楼的观点。
所以我转两篇和《太平杂说》观点不甚相同的帖子过来。

第一篇，内容如下，原帖地址为：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55057.shtml

作者：蔡骏  发表日期：2006-12-14 22:49:00
   
    《太平杂说》的杂说
　　
　　 最近几年一直潜心阅读太平天国史料，最近又有幸读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读完这部细致入微胜于《万历十五年》，又严谨扎实不逊于任何一部正史的著作，深入探究了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以及外部世界对他的种种影响，从根本上展示了太平天国战争的背景，实在令我叹服。回想起另一部曾引起国人关注的潘旭澜先生的著作《太平杂说》，不禁想要说几句话。
　　 最早看到《太平杂说》的文章，是在大约1998年或99年的上海文学杂志上，登载了潘先生的一篇短文《走出梦话》。很抱歉当时我年纪还很小，不知道潘先生是当代的文学研究大家，只是觉得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新奇，里面引用的史料也是第一次看到。又过了好几年，大约是2003年时我突然对太平天国很感兴趣了，便四处查找资料阅览了很多图书和文章，对于时下流行的“太平天国邪教说”也感到疑惑。
　　 这些天终于得以仔细研读完了潘先生的《太平杂说》全文。潘先生认为“太平天国”是洪杨自称的“国号”，严格说来并不曾真正意义上“立国”。我觉得潘先生对于“国”的要求太苛刻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有没有现代的国家观念呢？那个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和现在的“国家”实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欧洲中世纪的国家和现代西方国家也是两个不同概念。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纪末才从欧洲传入中国的。而在中国古代皇帝即是国家，政权即是国家，一姓一朝即是国家，一个中国可以三国鼎立，你不能说谁在闹独立分裂。太平天国有自己的政权、军队、大片统治区域，甚至还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推翻满清取而代之以天父天兄天王观统一中国为己任，堪称一个国家政权。所以，以当今的“国家”概念套用到那个时代是不恰当的。
　　 《太平杂说》里的核心观点，就是太平天国是邪教，但“太平天国邪教说”并非潘先生的独创，早在洪秀全刚刚起事之时，清朝政府已经将太平天国判定为邪教了（清朝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被判定为邪教）。而接触过太平天国宗教的部分西方人，也认定洪秀全关于天父天兄天王的观念属于基督教异端。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官后任宁波英国代理领事的富礼赐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简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许多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已传给他不少的‘正道’，但一概充耳不闻。……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最后一句话倒是道出了本质，罗马教皇以邪教的罪名不知道烧死过多少人，又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过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古往今来，凡是被正教视之为异端的，一律都被扣上了邪教的帽子，欧美新教初创之时，不也与天主教徒有过生死相拼的血腥斗争吗。
　　 看到《太平杂说》的读者们，大多从小都受到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英雄的教育，突然看到太平天国是邪教的观念，自然会觉得非常新奇。再阅读潘先生旁证博引的文字更会有茅塞顿开之感——原来太平天国还干了那么多坏事，原来洪秀全不过就是个邪教头目，原来几十年来的对太平天国的正面政治宣传全是骗人的鬼话。
　　 殊不知这“邪教说”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自古以来成王败寇，在胜利者书写的笔下，自然失败者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成了“贼”、“匪”、“逆”、“邪教”。
　　 而对太平天国的美化与人为拔高，全然是后世政治之需要，更令今天的大多数人产生逆反心理。那么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呢？太平天国的宗教究竟是否邪教？
　　 当然，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与西方正统的基督教有很大区别，但如果因为不同就判定为邪教，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可互相归入邪教，而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亦可互骂邪教了。我觉得洪秀全的思想更近似于早期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刚刚创立时的原始阶段，在耶酥刚升天不久，他的门徒们四处传播基督教义，而罗马帝国还在血腥镇压基督徒。当时的基督教是最底层老百姓信仰的宗教，也被罗马统治者认为是邪教。直到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召开尼西亚会议确立三位一体，基督教始从“底层叙事”的宗教变为官方宗教。四世纪前的早期基督教与之后的官方基督教有很大区别，而记录基督言行的《新约全书》也很难想象没有经过当时的修改。故而当《达芬奇密码》提出真正的耶稣可能并非如今天的圣经所说时，自然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姑且不论小说内容真假如何，但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即便《圣经》经过了修改，但还是保留了一部分早期教义，其中最主要集中在《约翰福音》中。
　　 洪秀全最早接触基督教缘于一本名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但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浅显，洪秀全开始宗教活动后，一直想要阅读一本真正的《圣经》全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最迟到1847年，洪秀全已认真研读了传教士郭士立翻译的《圣经》完整本。而在这个完整本里，《约翰福音》的种种观念深刻影响到了后世的太平天国宗教和政治。
　　 早期基督教中充斥着“千年王国”思想，词源来自希腊文Khilias，即千年之意。早期基督徒相信，基督将再度降临人间，建立“千年王国”。《约翰福音》中有基督徒对罗马帝国复仇的故事，故事中的“兽”指的是迫害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尼禄；故事中的“蛇”指的是魔鬼大红龙。早期基督教号召教徒为基督徒殉道者复仇，对万恶的罗马帝国进行斗争。而在洪秀全眼中，这兽和龙指的就是满清皇帝，圣经中的“千年王国”就是他的“太平天国”。同时太平天国所实施的“圣库制度”，即财产共有，平均分配，也是早期基督徒的一种生活方式，《新约全书》中有“都住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当然，洪秀全还对早期基督教义作了改动，首先是把“基督王”统治世界一千年，改为由自己作为基督的弟弟来统治世界。其次是把天上的国搬到地上，就是人间的“太平天国”，这与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闵采尔很像，当然这样的观点也是被罗马教皇视之为邪教，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但凡邪教头目都属骗子之流，自己是不相信自己教义的，纯粹为了让别人上当受骗。那么洪秀全是否相信自己的教义呢？答案是肯定的，洪秀全是真的信仰上帝的。他年轻时代曾因科举不中而大病一场，在梦中见到了上帝，并被赋予了解救苍生的使命——是否真是上帝托梦还是精神错乱谁都无法考证。几年后洪秀全重新仔细阅读了《劝世良言》之后，已对自己的梦深信不疑，认定自己是天父次子，是这浊世的救世主。通观太平天国的文书，就可以发现洪秀全自此以后就不停地做梦，频繁地梦见上帝等等。虽然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梦都是捏造出来的，比如某某女人生小孩梦见什么就预示这小孩将来会成为什么人物。但洪秀全故意捏造自己的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的精神状态以及长期以来的自我暗示确实可能梦到这些情况——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是愿望的达成”，太平天国的时代欧洲尚未发表《梦的解析》，但若将精神分析法用到洪秀全身上，就会发现种种异曲同工之妙。李秀成自述在天京被围的最后时刻：“天王仍作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可见洪秀全对上帝保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最终至死都虔信他在天上的父。
　　 太平天国内部各人物的宗教观也不一样，罗尔纲先生认为洪秀全是真的虔诚地信上帝，而杨秀清、萧朝贵是利用了上帝（如降凡之类把戏），石达开、李秀成可信可不信，只是形式主义地拜上帝而已（其实这两人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的）。
　　 《太平杂说》中关于太平天国统治者妻妾成群穷奢极侈的文字也并非新闻，许多研究太平天国的论著也早有述及。洪秀全既是一个教主，又是一个统治者。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又有哪一个不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又有哪一个不是独断专横的（其实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前期根本没有实权，是个宗教傀儡），难道要以“革命领袖”的标准来要求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吗？
　　 历史文章不是小说，切忌强烈的主观色彩与个人感情因素，比如三十、四十年前中国大陆人写的文章（甚至是学术文章），在叙述历史上的“反动派”、“反革命”时，往往充斥了“罪恶的”、“凶残的”某某某的之类文字。我未曾想到潘先生的《太平杂说》里，在叙述太平天国人物时，也包涵有大量的此类话语：比如“因为她虽然寡居后长期作为杨的姘妇”（指洪宣娇）、“特别充分地显示出洪秀全的两面派嘴脸。是一出下作而又凶残的丑剧”、“他所营造的邪教圣殿从此坍塌”（指天京事变），诸如此类的话语表明作者早已先入为主地将太平天国打入邪教地狱了。
　　 在潘先生述及洪仁玕的章节里，只字未提他在香港和上海的经历，以及他曾受到的西方政治和科学的影响，及最早深刻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人之一的事实。而大名鼎鼎的《资政新篇》居然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轻描淡写浮光掠影而过，也只字未提该书在东方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亦令我十分费解。虽然因战争原因《资政新篇》的纲领并未实践过，但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提出这样一系列的观念，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要知道当时日本尚处于德川目府时期，八年以后才开始明治维新，《资政新篇》的思想理念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东亚世界，甚至几十年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也未及《资政新篇》的高度。
　　 潘先生在《太平杂说》最后提到了主要采用的史料来源：《贼情汇纂》、《李秀成供辞》、《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
　　 其实，关于太平天国的第一手资料还有许多，单这三份资料虽详实却不足以盖全貌。比如由外国人所写的《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无论其作者对太平天国的观察和了解还是影响力，都不及另一部外国人的著作《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作者是英国人呤唎，其人亲身参加了太平军，并在长江沿线战斗了几年之久，对于太平天国内部的观察远胜于《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的作者英国人伍士礼（该人仅仅到过天京一个星期）。试想一个外国人仅仅一个星期里的浮光掠影的见闻，无异今天的某某一周游，能对该地有深入客观的了解吗？能与在太平军中战斗了几年的呤唎相提并论吗？
　　 我还发现了史料运用方面的一些错误。潘先生文中多次提到洪秀全属服毒自杀，这一论点最早来自曾国藩等人给满清皇帝的报告，而直接出处就是李秀成的自述。后来，根据曾国藩后代所藏的李秀成自述原件，才发现所谓洪秀全服毒自杀说，完全是曾国藩的篡改和捏造。此外还有大量史实证明，洪秀全系因食“甜露”（野草）病死，这一点早已为史学界所公认。罗尔纲先生的著作本来是采信洪秀全服毒自杀说的，但后来发现了李秀成自述的原件，罗尔纲先生经仔细研究后撰文修正了自己的观点，采信了洪秀全病死说。史景迁先生的著作中也明确认为洪秀全系病死。潘先生不使用早已被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史实，却使用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等人邀功请赏的报告中早已被推翻的观点，令人不解。即便潘先生个人的学术观点认为洪秀全确属服毒而死，但纵观全文也未见到任何论据或论证。但潘先生最后又提到了《李秀成供辞》，也提到了曾国藩后人提供的原件（1962年在台湾影印出版），却还是认定洪秀全服毒，则更令人费解。
　　 潘先生是文学研究的大家前辈，今年已驾鹤仙逝，本来不该再写此文。但学术研究不应为尊者讳，不应为长者讳，惟“真实”二字耳。正如潘先生在后记中所言：“不，历史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阿世曲说。”太平天国之历史研究，曾经被意识形态所笼罩，被捧上了“伟大的农民革命”的极端，如今又被打上了“邪教”的标签——从一个极端跌入另一个极端，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
　　 我们为何不能抛弃主观的感情色彩，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客观地看待太平天国呢？反观史景迁（其中文名顾名思义是历史景仰司马迁）先生的著作，身在外里之外细致深入的研究足以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汗颜，他既不歌颂太平天国，也没有把太平天国视为邪教，而是把洪秀全看作是一个普通人，既不是神的儿子也不是邪恶的魔鬼更不是邪教头子，就是一个广东客家农民的儿子，因为深刻的社会矛盾，促使他的梦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运动，几乎动摇了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础，无论好还是坏，都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我宁愿把太平天国看作是一场人口自然增长到土地和生产力承载的极限，而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大爆发，其结果就是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可以承载的极限中维持不变了数十年。
　　 虽然历史不容许假设，但历史的悲剧是否重演，却在于我们是否有一颗客观理智的心

tanhua

第二篇，原文应该比较长，所以，只引开头 。
地址：
http://tieba.baidu.com/f?kz=126903066

驳《太平杂说》
本贴为《太平杂说》批判文集，主贴为原创，其余为整理的同主题文集。

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自出版后即引起空前轰动，尤其在网上被不断地转载引用，目前网上原创文章中凡批判太平天国者少有不引此书为依据的。  

以本人看，《太平杂说》走的仍是文革时期泛滥一时的“影射史学”的路子，书名“杂说”而非“评论”，已经暗示了此书和辛亥革命党人大量杜撰而编写的《太平天国战史》及曾经广泛流传的大量“石达开伪诗”性质相似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因为此书的目的原是借“太平事”而“发杂说”，并非客观全面地评价太平天国，自然也就只搜罗对自己有利的史料，全不考虑其真实性，可信度，客观性，全面性的问题了。  

《太平杂说》论据错误极多，论证方式极为粗疏----举例而言，论太平天国对生产力的影响，不能只看当时的人口流亡或土地荒芜，太平天国所破坏的是三座大山压迫下的生产关系，它削弱了土地兼并，打击了大地主的势力，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这是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至于总体效果是进是退，必须通过大量的数字进行考证(如太平天国起义前各地区的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起义期间，起义失败时，失败10年后，至到辛亥革命之前) ，从太平天国对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影响去论证其作用究竟是“进步”还是“后退”，单纯地从“破坏”的直接结果论述无乃粗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可是又谁能否认，这两次战争对社会生产力进步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呢？，此外《太平杂说》陈述事实往往不注依据----对于公认的史实，本来没有必要一一注明出处，但《太平杂说》既然标新立异，陈述大量与传统人知有异的事实，那么这些陈述多数不注依据，让人既无从肯定又无从反驳，在学术上就很不严谨了。  

本来，正如我们没有必要去指责孙中山先生策划编写《太平天国战史》不忠于历史，对潘先生的“杂说”也没有必要过份指责，因为这本书实在只是一篇杂文集(以如此鱼龙混杂的史料和粗疏的论证方式以及“标新立异”时不注明出处的不严谨作风，这些文章实在是不能算做史学论文的----相信身为大学教授的潘先生也不认为这是部史学论文集吧)。但有太多读者把它当成了史学论文，以为是真实的考证，甚至还有一些颇有地位的人物称此书为“观点新颖，论述严谨，论据充实的高水平的论文集”，在这种情况下，就事论事做些反驳也就并非没有必要了。  

本文集收录了一些较有见地的《太平杂说》批判文章及相关文章，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出自网友，应该说，这些文章的水平参差不齐，观点和论证也远非尽善尽美，但它们都从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指出了《太平杂说》的偏激，片面之处。

玛莉蓓尔

素为哀 发表于 2010-10-28 19:22
那么就花点时间，一条一条解释吧。

“惨刻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古已有之，就是朱熹所提出 ...

“建宫殿，纳妻妾：似乎没有哪个皇帝不是这样，洪秀全只是称王太早了而已。
娼妓问题：这算是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了，大概只有二三十年彻底解决过。但是为啥清朝皇帝出去嫖妓是风流韵事，到了太平军这就成了丑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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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关于这俩个问题，其实吧，主要的问题是出在清朝皇帝就个人素质而言整体还算不错的，没有哪个“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啥的，所以出去嫖妓神马的大家也就是8卦一下。但是洪秀全在没有推翻清朝之前毕竟是个造反的，所以他还不具备“名正言顺”地这样干的资格。
其实在人民群众的眼中“一俊遮百丑”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俊只要够俊，那么那丑也都不丑，比方说，丘吉尔抽烟喝酒养情妇，但丘吉尔还是很伟大，希特勒不抽烟不喝酒，但也没人愿意提及他这方面还不错啥的，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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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央电视台热炒电视连续剧《天平天国》的时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著的《太平杂说》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对太平天国作出最深刻剖析的一本著作（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

《太平杂说》的作者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

作者在后记中引用了“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深刻的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除了最后一句“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之外，我基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这种“魔鬼”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仅“停滞社会”有，飞速发展的社会也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及奥马尔的塔利班政权，不都是跟太平天国类似的“魔鬼”吗？

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个皇帝便会上演；洪秀全、杨秀清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流氓，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各领风骚三五年”。太平天国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资源，排斥其他的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开展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奉行极端主义的思维，学者王学泰对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有过深入的分析：“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更是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所谓的“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而太平天国更是将紧箍咒直接戴在统治区里每一个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实施惨刻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仅仅针对下层官兵和底层民众。太平天国的诸王和高级官员们，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却不准许基层将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比满清王朝还要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一颗颗的螺丝钉来利用。当然，他们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让基层的军民严格遵守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

以洪秀全为例，定都天京之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一倍的宫殿，并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如此一个腐败堕落的家伙，会是一个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如此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会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吗？“宗教”仅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当教主的欲望。学者傅国涌说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叶利钦曾经讽刺说，苏共所宣扬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实仅仅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提前享用的“少数人的共产主义”；与之相似，洪秀全可以在这个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人的天国”里为所欲为，其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满清皇帝。

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国”，另一方面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地狱”。有学者在论文中歌颂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丰功伟绩，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一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观察到，比起满清统治区来，太平天国统治区的色情业不知要“繁荣娼盛”多少倍。在江南乡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所纠集的枪船武装的操控下，妓船与赌场浑然一体。

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县新省塍镇，从湖州逃来五六百船的难民。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没有人去过问。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却停泊著两百余艘妓船，琉璃窗，锦绣帐，萧管声声，昼夜不息。当时，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此地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纵情声色，不仅赏赐唱戏的优伶一百元，而且还花了五百元买了一个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躏、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后世学者们对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溢美之词，一定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不如说它是“流氓起义”。从本质上来看，这些万岁、千岁们与满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们没有什么区别。在天平天国的领袖层中，大都是“流氓无产者”的出身，几乎没有真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并且自己成为王公贵族。潘旭澜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编造不出这样荒谬的本子出来。天国是一个邪恶的天国，天王是一个邪恶的天王，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孙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也发现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的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我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苏联大清洗”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著“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著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著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