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哀全民论坛VOL2）我看历史（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进来）

彼得大帝

人类有着丰富灿烂的文明。
文明的发展则像一艘船沿着江河，缓缓前行。
如果人类的文明是船，推动它的风是人类社会的话。
那么，船的载体，就是浩瀚的历史长河……

各位，你们对历史有什么独特的看法么？
你们有钟爱于哪一段历史呢？
请大家讨论，促进一下交流吧……

希望，这个帖子被允许。

彼得大帝

我先对中国解放战争的几个人进行我无知的感触。以下是与辽沈战役有关的主要将领：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


        在林彪的踱步声中，可以听到黑土地历史的滚滚雷声。

　　毛泽东的脚步，翻覆中国、震动世界。

　　莎土比亚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有的人的伟大是硬棒出来的。”

　　生来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是经过常人难以想像的磨难和坎坷，成为令人倾倒的伟大领袖的。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甚麽，怨恨甚麽，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他的哲学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具有杰出的天赋。

　　如果，内战结果不是蒋介石跑到台湾，而是毛泽东避难苏联，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因为蒋介石是那麽强大，一个强大的人变得更强大，本是理所当然的，算不得大英雄和男子汉。令世界目噔口呆的，是这一切恰恰相反。

　　战败的日本不向他缴械投降。“老大哥”斯大林让他向蒋介石妥协退让。偌大个世界，毛泽东简直应该称孤道寡了。毛泽东不听邪。他同蒋介石交手，又在朝鲜半岛同杜鲁门对抗。斯大林怕美国，毛泽东不怕。毛泽东疏淡的眉毛下那双慧眼，看透了中国，看透了世界，当然也看透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杜鲁门无疑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物，但杜鲁门不能为所欲为，他毛泽东能够。

　　如果人类评选男子汉（不分性别，而以作为大小论），1949年世界第一号男子汉，非毛泽东莫属。

　　古今中外，常有伟人率领一个民族崛起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世界就在震颤中，对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和民族刮目相看。

　　毛泽东“神”的地位，也就同时确立了。

　　据说，毛泽东在决定是否出兵朝鲜时，一星期没刮胡子，也不作声，作声时常常是发脾气。

　　西方的德林软件公司，对“美国出兵朝鲜，中国状态将会如何”进行研究。战争爆发前8天拿出了成果：中国将出兵韩国。七个字索价500万美元。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一笑了之。

　　美国以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军人的代价，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是因为它不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德林软件公司的成功，是他吃透了毛泽东这个男子汉性格中最本质的东西。

　　可毛泽东访苏时，却被斯大林晾在走廊里，等了几小时後才被接见。

　　（有志於为毛泽东立传者，千万不可忽略这个细节。）。

　　毛泽东在同蒋介石和蒋介石背後的美国交手时，已经同斯大林不动声色地较量过了。毛泽东大获全胜。大获全胜的毛泽东，此刻即便气炸肺，也只能像小学生渴见导师那样等著，忍著。他的国家亟需老大哥援助。倘若此刻可以拂袖而去，决定出兵朝鲜时，也就用不著一个星期不刮胡子了。

　　每个有志於民族腾飞的炎黄子孙，都不能不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刻骨铭心。其中最痛苦不堪的，应该说是毛泽东了。几千年的大国，人口和国土的大国，只能任列强宰割，凌辱。毛泽东的天才赋予他一展宏图的伟力，却又为国力所束缚。天才与生俱来的并不都是成功和幸福，巨大的天才那痛苦也是巨大的。

　　毛泽东为一个民族立下了雄心壮志，并以他巨大的天才和魅力，唤聚起一个民族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

　　在他做着看来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时，他成功了，在他做著看来似乎能够做到的事情时，他失败了。在一场劫难结束不久，他又让全世界大吃一惊：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到功勋卓著的老帅，一个个竟那样轻易地从政治舞台消逝，直到从肉体消逝。在对应的另一端，林彪则像玩儿似的，由人而神而鬼。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有甚麽关系？

　　在中国，在世界，毛泽东都不想接受“老二”的地位。可在一个民族的失声恸哭中，他给世界留下一个甚麽样的中国呢？

　　胜利和失败都是可怕的。巨大的胜利和失败尤其可怕。

　　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不讲良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刚息，就卸磨杀驴，把曾经拯救了一个民族的战时英雄丘吉尔哄出唐宁街，代之以写了本《幸运时刻的人》的艾德礼。

　　那位法国人引为自豪的战时民族英雄戴高乐将军，也是同样下场。任何人都属于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战时当个士兵可能完全不够格。领袖也是一样，各自属于各自的空间和时间，领袖和国家不能互换，和时代也不能互换。造就战时伟大领袖必具的才智和品格，在和平时期并不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

　　无论中国人懂不懂得这个道理，礼义之邦的子民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即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人们也可能同样为曾经是巨人的毛泽东恸哭失声。

　　被割断了喉管的张志新那张千古悲愤的脸，在向历史诉说著甚麽？

　　再伟大的天才，也不能脱离其民族的历史而存在。

　　英国人信上帝，中国人信神。

　　神是历史的产物。

　　因而，神是悲剧人物。

彼得大帝

“万岁”与“崩殂”（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将领个别召见，或集体训话 ，每次都大讲”黄埔精神”、“北伐精神”。

　　　　怒涛澎湃，
　　　　红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唱过这支歌的人，谁能忘记广州那个叫“黄埔”的小岛呢？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从珠江之滨唱到长江流域，人民箪食壶桨，大军势如破竹。

　　蒋介石尤其不能忘记黄埔。

　　据说，蒋介石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校前身）学习时，一次上细菌课，一个日本军医官拿著一块泥巳说：这块泥巴能寄生4亿细菌，就像4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19岁的蒋介石愤而向前，把泥巴扭成八块，指著其中一块说：这里有5千万细菌，就像5千万日本人一样。

　　“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不惜血本，调集占全国军队1/3还强的73个师，而且全是精锐，顽强抗击。他自己不顾敌机轰炸，亲临苏州前线督战。

　　这里不想评价上海抗战在军事上的得失，也不想论述蒋介石在8年抗战中的功过。比之汪精卫之流，在民族危亡关头，要紧的是一颗男子汉的中国心。

　　而在像一部乱七八槽打斗片的中原逐鹿中，蒋介石就像个技艺超群的武林高手。流血的不流血的双管齐下，大小军阀不是被收买，就是被干棹，打遍天下无敌手。抗战中那些听命于他的战区司令，近一半是他当年的对头（尤其是李宗仁）。中国心固然举足轻重，蒋介石的魅力也不应低估。

　　动乱年代发迹的领袖，绝少庸碌之辈。有些文章把蒋介石说成是军事上的低能儿，那是把他和後来的毛泽东比较了。当初孙中山倚重於他的，主要就是他的军事才能。但蒋介石的才能，主要还在政治上。他是政坛高手，是阴谋大家，是权术大师。“智谋”与“阴谋”，是经常难以区辨的。正义的事业，有时也要凭借阴谋手段来完成。

　　红领巾时代，历史老师讲“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讲“蒋介石早年投机革命”。投机也好，革命也好，蒋介石当年确曾革命来着（不然，有些事情就讲不明白）。他赖以起家的那所军校，也确实有一种“黄埔精神”。

　　一种代表了那个时代潮流，充满朝气与活力的革命精神。一种救国救民、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一种不为官，不为钱，不要命的战斗精神。

　　其实，蒋介石不用讲那麽远，那个大轰炸期间的重庆就够辉煌的了。那些成千上万入川的人，如果留在沿海吃汉奸饭，日本人和汪精卫给的薪水是蒋介石的两三倍。没有一个盟国支持蒋介石，各个战场上传来的都是沮丧的消息，前途就像雾重庆一样渺茫。可他们宁肯把父母和妻子儿女抛在敌後，也要跟著他们的委员长来重庆吃炸弹。因为蒋委员长在抗战，抗战中的蒋委员长的脉搏，是和全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可解放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再讲起这些，就像个浑身掉渣的老太婆在那儿炫耀：瞧，我当年多麽漂亮！

　　产生蒋介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黄埔精神”早死了。不然，他会落到这步田地吗？

　　他驾驭革命潮流统一了中国，获得了一切。当他达到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时，立刻就迅速而自然地跌落了。

　　这是蒋介石的悲剧，也是历史的“规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谁没有头脑？谁没有思想？如此人间才冬暖夏凉，这般世界才日新月异。有人却要把人都变成木偶：“服从要到盲目的程度，信仰要到迷信的程度。”“一切都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你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著领袖的脑壳去，你可以万无一失。”。

　　世界上果真有这样的“脑壳”，4亿中国人情愿把脑袋当作吃饭的家什，跟著这样的“脑壳”正步走。可惜没有。没有就要思想，要思想就是罪过，就是“共匪”、“奸党”，就抓，就杀。“莫谈国事”——这就是蒋介石治下的“民国”。

　　一个人成了超乎一切之上的神时，神和人的悲剧就开始了。

　　人民苦到了极处，是因为专制到了极处，官僚腐败到了极处。

　　“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谁有条？谁有法？“国家”、“民族”挂在嘴上，都借革命营私取利，官越大本事越大。剿不光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人民站在一起。抓不尽，也不能抓贪官污吏。若是把贪官污吏都打灭了，蒋介石的天下不就垮塌了吗？

　　据说大讲“黄埔精神”的蒋介石挺廉洁。这倒不乏一种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可一个把整个国家都视为己有的人，还用得著往腰包裹划拉甚麽吗？

　　8年抗战，不能忽视蒋介石的中国心，也不应忽略这场民族战争同时也是他的战争。中国灭亡了，他给谁当“委员长”？

　　蒋介石当总统大庆大贺。他当总统与人民何干？谁当总统还不是他说了算？不就是把“蒋委员长万岁”换成“蒋总统万岁”吗？上层龙争虎斗，鱼死网破，“总统”总是会有人当的。中国从来不缺“总统”。谁当都一样。轻诺寡信，人民已经领教得大多了。人民关心的是好好建设国家过日子，不再骨肉相残窝里斗。可这样的总统在哪里呢？

　　孙中山听到“孙大总统万岁”时，说：“万岁”是封建皇帝的称呼，为了打倒“万岁”流了多少血？我要接受这个称呼，如何对得起先烈？

　　没人考证蒋介石第一次被呼“万岁”，是在何年何月何时何地。这位“万岁”当时是何种心情，也没有人能体味到。人们看到的，是蒋介石去世後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的公告，称蒋介石之死为“崩殂”。

　　一个未黄袍加身的封建帝王。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与你同处在一个年代里真是件快事。”

　　丘吉尔说罗斯福：“与他进行会晤有如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那麽高兴。”

　　同为炎黄子孙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

　　从主义到性格都格格不入的两个强人的碰撞，构成了迄今为止的半部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一生都在研究中国，最让他伤脑筋的，就是比他小6岁的毛泽东。越研究越没辙，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发了一道“通缉令”，罪名是“妄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毛泽东也在研究蒋介石，越研究越不把这个对手放在眼里。辽沈战役中，他在发往黑土地的一封电报中说：“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甚麽，你们完全不要理他。”蒋介石临终前，一定恨恨地念念不忘毛泽东。毛泽东大概早把蒋介石扔脑後去了。

　　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中国政府对于列强的每次压迫都作了让步。

　　这就使他们都寻求和致力於民族的振兴。

　　一党领袖的毛泽东，连斯大林都瞧他不起，固然不是滋味儿。而中国合法的领袖蒋介石，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受的窝囊气，甚至比毛泽东还多。就说令共产党忿恨不己的美援，蒋介石稍不顺情遂意，就可能被断流。1948年杜鲁门连任美国总统後，蒋介石致信杜鲁门：“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於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可以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蒋介石，在杜鲁门这位洋大人面前，却连这样一纸空言的面子都捞不到。

　　有着世界强国伟大历史的国家，经济实力却不如世界强国的一个零头，这是每个当家人都难以容忍的。

　　可抗战胜利後，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毛泽东则把“阶级斗争”这个“纲”，一直抓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在一个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国家里，是很难孕育喜剧人物的。

彼得大帝

历史曾经那样辉煌（林彪）
　　　　　　　　　　　　　

    １９５３年５月３０日，一座约六层楼高的“四平市烈士纪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广场矗立起来。

    正面为林彪题词：“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左面为高岗题词：“日月同光山河并寿人民战士永垂不朽。”右面为陶铸题词：“成仁有志花应碧 杀敌流红土亦香。”后面为林枫题词：“中国人民优秀儿女万古千秋。”

    一年后出了高饶反党集团，高岗题词被凿下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先是林枫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接着陶铸又从“红桃四变成黑桃三”，题词当然都不能留着。

    “九·一三”一声爆炸，林彪的题词也没了。

    如今纪念塔上的题词，是从空间到时间都“万寿无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手头有篇《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揭发批判林彪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罪行的资料》，“沈阳军区机关革命大批判组”写的，“供部队批林批孔用”。这里只抄下目录——这已经够长的了。

　　一、林彪推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对抗党的“七大”路线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二、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立场出发，悲观估计形势，不敢斗争，不敢胜利。

　　三、林彪对抗毛主席积极防御和战略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大搞消极防御，破坏根据地建设。

　　四、林彪干扰破坏毛主席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总政策，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线，阻挠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五、林彪对抗毛主席建军思想建军路线，鼓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党的领导，破坏我军建设。

　　六、林彪对抗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竭力推行所谓“六个战术原则”，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七、林彪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原则，畏敌如虎，不敢决战，推行右倾保守主义的军事路线，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决策。

    八、林彪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苦心经营，妄图成王，实现其篡军篡党的野心。

   “永远健康”时，说的永远正确，做的一贯正确，连井岗山会师也变成了毛泽东和林彪。折戟沉沙后，还是两个凡是：凡是林彪说的都是错的，凡是林彪做的都在批判之列。

    不但历史要一笔涂黑，还要把林彪说成是“草包”，“笨蛋”，“不会做工、不会种田、不会打仗”，“一不读书，二不看报，是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

    倘若如此，他怎么会成为红军和八路军的著名战将？又怎能成为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抗美援时，毛泽东为什么会首先想到让他率军赴朝作战？

    倘若如此，毛泽东为什么不撤掉林彪，还让他当“东北王”？东北局和“东总”那么多领导人，对林彪这些罪行当时是一点儿也未觉察，还是发现了而未置一词？这倒真不能不叫人怀疑会不会都是同伙了。

    在这些问题陷入无法解释的矛盾的同时，共产党的形象不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吗？

    不也叫那些“口诛笔伐”的，还活得好好儿的人，提心吊胆吗？

    共产党的历史是那样辉煌，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也就是东北三省）上的历史辉煌得令中外敌人目瞪口呆。当中外的敌人和朋友都在研究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我们自己却把它搅得又一次叫人目瞪口呆！

    第一次公开传达到党员的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红头文件中有句话，大意是：林彪在历史上也为革命做出过贡献。

    就踏着这么个台阶，中国的第二号神，从云端一下子迈入十八层地狱，成了中国的第一号鬼。

    有时连鬼也不是，好像中国根本就未曾有过这么个人。

    一位老人说，一次，他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看到四个野战军战斗序列表中，四野司令员后面是空白。

    四野没有司令员，十帅中少一帅。

    （温都尔汗一声响，林彪也真留下许多“难题”。比如，“十大元帅”怎么讲？讲九个？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十大元帅。讲十个？等于叫林彪一声“元帅”。万全之策似乎是一个也不讲。却又把９０％的元帅都株连了。有几千年历史，能把任何棘手问题都圆通得天衣无缝的神奇的方块字，在这里无能为力了。于是，按授衔时顺序排列是第三位，以姓氏笔划为序是第五位的林彪，就变成了那个万能的“等”字。可在今天许多家庭张贴着的一套中国元帅的年画中，还能画上一个“等”字吗？）

    如果对别人也能如此“视而不见”，权当没这么个人，那到是幸事。

    请一位四野老人算算，当年黑土地上的师以上干部，历次运动中有多少人挨过整。老人说：还是简单点，算算没挨过整的人吧。

    一位老人说：“九·一三”后，把和林彪沾点边儿的人都弄到北京来了，办“学习班”。我说的这个“沾点边儿”，可不是上贼船的那种边儿，就是当年在他那儿当过秘书呀，警卫员呀，司机呀，保姆什么的。

    一位战争年代给林彪当过警卫员的老人说，弄一阵，没什么问题就算了呗？不，不抓你，不关你，就那么软不溜秋地吊着你。真不如判上几年，痛痛快快，有个盼头。党一手拉扯大的，九死一生捡条命，能不想为党干点什么吗？憋不住了去单位看看，人家像躲麻疯病人似的躲着你。林彪“永远健康”时，咱也没“身体健康”，可他倒霉了你就跟着倒霉去吧。

    老人都说：当初是我自己要去的吗？不是组织叫去的吗？当时那不也是革命工作吗？不讲理了。

    季中权老人说：抓我时，说我反林彪。这回林彪完蛋了，我不当英雄也该出狱了吧？不行。说林彪是林彪，你是你，又关了３年。我也想开了：早倒霉晚倒霉，倒大霉倒小霉，反正早晚多少得倒霉——谁叫你有那段历史呢？

    高岗也有秘书、警卫员、司机、保姆。林枫也有。陶铸也有。一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有。二野政委邓小平也有。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也有。“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将帅都有。

    不光有秘书什么的，还有部下。顺蔓摸瓜，每个人周围都能“揪出一小撮”。谁能搞清这个数字：和共和国同龄以上的中国人，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有多少人被整过，或未被整过？

    残酷的“阶级斗争”，不也把人的心灵折腾得雪白血红吗？

    从１９４７年夏季攻势后期开始，在黑土地上和林彪共事最多的罗荣桓，未受株连——却也不能使人欣慰。

    １９７８年第９期《历史研究》，有篇“总政治部理论组”的文章：《在毛主席伟大旗帜下战斗的光辉一生——忆罗荣桓同志》。其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１９４０年，彭德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搞所谓‘百团大战’，罗荣桓同志也是坚决抵制的。当时彭德怀给山东发报，要山东的部队参加。罗荣桓没有听他的，只出了几个团番号，应付了一下”。

   “日本投降后……他坚决贯彻实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刘少奇、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罗荣桓同志对彭德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直进行坚决的斗争。有一次，彭德怀竟说什么：现在搞现代化，政治干部要改行，再不改，将来要失业了。罗荣桓同志听到后很气愤，反驳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怎么能取消？毛主席绝不会同意的。’……两人吵得很厉害，结果不欢而散。”

    林彪“永远健康”时和刘少奇是两个司令部的人，折戟沉沙后又坐到一条板凳上，成了“刘少奇、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罗荣桓则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斗，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斗，和“窃据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职位的林彪”斗。

    工作中意见分歧是难免的，有时分歧严重，“吵得很厉害”，也属于正常现象。可动辄就上升到有你没我的“路线斗争高度”，做成了这种“斗来斗去”的文章。过早逝世的政治元帅九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最大的先进典型，沈阳军区的一位班长雷锋，在“路线斗争”中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了。可宣传艰苦奋斗时，就把他那双补了又补的袜子拿出来。强调“阶级斗争”了，就大讲他发现一个来路不明的“剃头匠”。学习毛主席著作了，就全力宣传他的“钉子精神”。后来改革开放把经济放在第一位了，又说他还有英格手表、皮夹克和毛料裤。这样被随心所欲地抖来亮去的雷锋，还是雷锋吗？这是宣传典型，还是糟蹋人？有人说：不知雷锋还有什么东西没拿出来。

    据说“文化大革命”后不久，某军区排演一出话剧《平津决战》，请一些参加过平津战役的老人提意见。老人说：这不是平津战役，而是“平张（家口）战役”。

    在“长期的复杂的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今天你红他黑，明天他红你黑。打倒一个“鬼”，造就一个“神”。倘若找不到一个能成“神”的人，就会被株连得一片漆黑，或是留下一片空白，埋上几颗地雷成为禁区。什么时候由黑变红了，再涂过来，把地雷换成鲜花。

    这是在捉弄谁，嘲弄谁？

    做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一句话，做为“东北王”，在黑土地这场内战中，共产党输了，赢了，或是输赢各半，都避不开林彪。

    无论杜聿明后来怎样了，昆仑关大捷都是国民党人和中华民族的骄傲。林彪当时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平型关大捷也是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同样，他在黑土地上的作为和功绩，也是属于整个共产党人的。

    历史是不应随着人的升降而浮沉的。

    蘸着权势的墨水写着的不是历史。

    把“碑文”凿来凿去，只能把人凿得玩世不恭。

    不知台湾草民百姓知不知道平型关，大陆人民不但又知道了平型关，还知道了昆仑关和台儿庄。而且，还知道台儿庄大战前，共产党人曾为李宗仁提供了日军本间师团的重要情报。周恩来还曾向白崇禧建议这一仗应该怎么打－－“后来，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过程中，白崇禧基本上采取了周恩来提出的方针。”实事求是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参考消息》刊登文章，“台湾当局欲购《血战台儿庄》版权”。

    这部电影已经早在台湾上映了吧？透过银幕上从蒋介石到普通一兵的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台湾人民和国民党人将看到共产党人的胸怀。

（引自《雪白血红》，张正隆著）

彼得大帝

　　　　　　　　　　　　　卫立煌这条汉子
        
    1948年12月5日，共产党宣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蒋介石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卫立煌名列13。

　　第三次内战，做为黑土地上的败军统帅，卫立煌基本上只是参加了个辽沈战役。若仅此就决定了这个“13”，那可是重了些。



悍将

　　蒋介石在黑土地上三易主帅，杜聿明、陈诚和衙立煌。陈诚应该说倾向於政界人物，杜聿明和卫立煌则是地地道道的将军。而杜聿明和卫立煌又有所不同，一为儒将，一为悍将。

　　从孙中山的卫士，到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刚烈骠悍，没有官样，倒像个黑土地上的车老板的卫立煌，一直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打仗的将军之一。既是著名的剿共将领，又是抗日民族英雄。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说他是“常胜将军”。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月清司，称他为“支那虎将”。

　　1纵、6纵、7纵的老人，一辈子忘不了四野21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当年在鄂豫皖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的老人，永远忘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63万大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8月，14军军长卫立煌到达黄安（今红安）附近。黄昏时分，红军一个奇袭，击溃10师31旅，直捣军部。卫立煌亲率特务连拚死抵抗。特务连武器精良，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支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式自动步枪。红军若不见伤亡太大，有些迟疑，再猛攻几分钟，卫立煌就用不著後来被宣布为战犯了。

　　地跨鄂豫两省的大别山中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当年曾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军的重要据点，现在是鄂豫皖根据地军政中心。蒋介石严厉催促向金家寨进军，各军皆畏思不前。卫立煌精心策划，率领一个师从小路翻山越岭，直扑金家寨。没想到红军主力已经西撤，少量守军也没想到“白狗子”会来得这麽快。

　　蒋介石正在为各部怯敌避战发脾气，听说卫立煌已经占领金家寨，大喜过望，亲去慰问。除给卫立煌巨额奖金外，还由国民政府明令，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德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份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命名为“立煌县”。

　　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除国父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外，有一个“立煌县”，还有一个“经扶县”。

　　一个将军能混到这份儿上，也算顶天够份儿了。

　　可“中山县”是一个民族对一位伟人的怀念，“立煌县”算甚麽呢？

　　多少士兵的血？多少孤儿寡母的血和泪？卫立煌的83师进驻金家寨後，三个月中，就捕杀900多红军和红军家属。

　　“立煌县”——一座血腥的黑碑，当为一切以打杀中国人为能事者戒。

　　现在，为蒋介石立下煌煌战功的卫立煌，要为民族而战了。

　　南京陆军大学学员可以选学一门外语。陆大特一期唯一带职学习的卫立煌，选学的是日语。有人学日语是为了当奴才，卫立煌学日语是为了打日本。他认为将来中国的敌人，就是一衣带水的日本。

　　“七七”事变时，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立即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日绝不可软弱退让。7月底，北平危在旦夕，卫立煌请缨北上。

　　10月，抗战期间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敌我双方伤亡惨重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日军三个师团加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掩护下，猛攻忻口。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率军奋勇抵抗。

　　我军没有高射炮，敌机放肆轰炸，将右翼重点南怀化一线工事夷弓平地，占据灵山制高点。卫立煌立即命令18军31师反击。10年後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李仙洲，率领31师猛攻一天，伤亡惨重。师长李仙洲胸部被打穿。

　　李仙洲失利，卫立煌集中五个旅，亲自指挥，兵分三路，趁黑夜拚死反攻，双方都怕炮火伤著自己人，只投弹，拚刺刀，甚至徒手肉搏。灵山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中路兵团总指挥、9军军长郝梦麟，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弹。弥留之际，高呼杀敌。同时牺牲的，还有54师副师长刘家麒，独立五旅旅长郑挺珍。日军也有师团长和旅团长伤亡。

　　郝梦麟牺牲，卫立煌派61军军长陈长捷继任，平津战役打响前，林彪和罗荣桓写信，劝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陈长捷覆信说：“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现在，陈长捷打得更坚决。双方在南怀化南拉锯般厮杀，日军另一师团未增援上来前，始终未获进展。

　　粗线条的卫立煌有勇有谋，对日军战略战术早有研究。忻口战役初期，他就有过围歼坂垣师团的设想。忻口守军死打硬拚，确曾造成了这样的机会。可就在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发动攻击时，平汉线上的第一战区司令、“长跑将军”刘峙，一退再退，敞开了娘子关外的大门，日军以钳形攻势绕到卫立煌背後。

　　“支那虎将”再勇猛强悍，也没有三头六臂。

　　忻口撤退後，卫立煌黑了，瘦了，生了满身虱子——像林彪後来在黑土地上一样，脱光膀子抓。

　　1943年10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

　　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远征军反攻。

　　5月11日至21日，20集团军强渡怒江成功。此举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发行量很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敞了专题报导，在封面上刊登卫立煌照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在滇西的群山丛林中作战，对于卫立煌是个陌生的课题，反攻前，卫立煌对每一条攻击路线，都仔细地进行分析研究。他发现有条隐密的小路，就询问当地老人。反攻时，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後，日军惊徨失措，吃了很大的亏。

　　滇西有5万日军，正集中精力对付英美盟军。在密支那的18师团，已被从印度向回打的新1军、新6军牵制，不可能分兵滇西。卫立焊决心以霍揆彰的20集团军为右翼集团，宋希濂的11集团军为左翼集团，集中力量攻击战略要地腾冲，全面转入反攻，蒋介石有些犹豫：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万一失败怎麽办？

　　卫立煌说：我负全责。

　　孙立人以他的骁勇善战和弗吉尼亚军校的文凭（应为“武凭”），受到英美的青睐。行武出身的卫立煌，则纯粹以赫赫战功而饮誉中外。


“以不变应万变”

　　1938年4月，卫立煌去洛阳开会，路过延安参观抗大时，抗大学生高呼：“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和卫立煌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真的打到了鸭绿江边。只是不是打日本，而是重操旧业打内战。

　　不过，黑土地上可是绝对没有“立煌县”的。

　　蒋介石是把卫立煌做为一张王牌打到东北来的。

　　卫立煌的方针是：“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卫立煌刻意经营，准备大干一番。

　　首先是网罗旧部。他把原14军旧属陈铁和彭杰如找来，分别委为“剿总”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主动上门的，都予安排。对于有旧属关系的现职将领，则另眼相看。他能到东北来的一个原因，就因为这里大都是远征军的人，用着方便，他常说：大家都老朋友，我们共同努力。

　　蒋介石视浙江人为心腹知音，于是就有人考证自己祖籍不仅是浙江，而且是奉化。阎锡山那方天地更痛快：“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卫立煌则是：“夜间出门不用问，合肥话当口令。”14集团军特务团清一色是合肥子弟，团长是个本家侄子，不光是一家将帅一家兵，长官部那麽多安徽官员，连保姆都是合肥女人。

　　应该说，这一切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的。而做为“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也是能容人，善于团结不同系统的人。他到东北後，对杜聿明和陈诚的班底，一概留用。对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等原东北军将领，陈诚视之为无物，他则侍之以礼，在这点上，职业军人卫立煌比陈诚更具政治家风度。

　　然而，卫立煌再有风度，黑土地这方天已是谁也无力再补了。

　　然後是大力争取美援，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时，常与美军将领打交道，颇得好感。战後作为马歇尔的客人，到美国考察访问几个月，又结交一些军界朋友。4月以後，各种装备源源而来，让林彪多发一笔美国财。

　　那次卫立煌参观完抗大，又去二十里铺看望平型关战斗中受伤的林彪。卫立煌想给林彪送点礼，没准备，临时凑600元觉得拿不出手，挺遗憾。这回补上了。

　　接著就是补充兵员，整训部队，构筑和加固防御工事。并亲到锦州、本溪、抚顺视察，大力督促各部抢购粮食。

　　都是为了一个“守”字。

　　卫立煌到东北是有条件的。一是蒋介石把党政大权全交给他。二是被陈诚丢掉的10万部队近四个军，要全部补齐。三是蒋介石同意由关内增派部队，充实兵员和补充装备。

　　从卫立煌的条件和蒋介石的允诺看，他们都想保全东北，蒋介石很快就变卦了。一是新立屯、辽阳、鞍山告急，再三电令卫立煌派兵解围，卫立煌无动於衷。二是全国战场越来越吃紧，根本不可能向关外大量增兵。而不向关外增兵，保全东北是不可能的。东北不保，华北难保。但东北迟早不保，与其被吃掉，还不如跑掉。而且这些部队都是精锐，有五大主力中的两个。就像林彪舍不得丢掉那些重装备一样，他是时刻都惦记看这点金贵家底的。

　　“以不变应万变”——卫立煌既应共产党的万变，也应蒋介石的万变。

　　卫立煌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侍时局变化。”时局怎样变化呢？“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知道卫立煌访美时，美国人给他灌了些甚麽洋汤。反正在希望、并把希望寄托在“美苏必战”，并且是“美国必胜”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卫立煌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卫立煌认为沈阳可以长期固守。一是各将领都赞同他的主张。二是工事坚固，有足够的守备力量。三是共军攻坚死伤必大，容易挫伤士气。共军在四平吃过大亏，信心不足。

　　当年卫立煌看望林彪，某种意义上只是长官对一位负伤部将的礼节性慰问。10年後，当年名义上的部将，成了黑土地上平起平坐的对手。他一定下功夫研究了杜聿明和陈诚的教训。他按兵不动，怕林彪打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客观上，他走的却是一着死棋。

　　9月24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去南京，迫令出辽西增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监督执行。卫立煌与顾祝同争吵，甚至赌咒发誓：“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个‘十’字（从前老百姓画押，不是签名，而是画一个“十”字）。”(44)果然不出所料，果真就能证明这种预言的完全正确吗？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待歼灭性行动。”

　　开头，彼此都怯手的。但毛泽东很快就促使林彪下定决心，积极果断地动作起来。而“以不变应万变”的卫立煌，“变”起来始终是消极被动的，等于为当年的115师师长创造建功立业的战机。

　　而在顶撞总统和手执尚方宝剑的总统特使上，卫立煌可比发走电报又要追回来的林彪痛快多了。

　　卫立煌也真是条汉子。

　　9月7日15时，“东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继社会部关系获悉：

　　（甲）八月初卫匪在京，开於东北局势有如下检讨及决定：

　　　　（一）判断我军将於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对沈则采取围困办法。

　　　　（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轻举妄动，须应付我十月攻势。

　　　　（三）维持沈阳十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
　　第二，必要时对军队改为轻装，准备做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物资机器计划撤
　　退，不能运走者破坏之。

　　　　（四）尽量以长春牵制我之兵力，并已考虑长春最后突围之游击办法。

　　这个“检讨及决定”，显然带著蒋、卫之间的妥协色彩，但在“判断我军将於10月发动攻势，重点为锦州”上，是颇具眼力的。

        可他们是怎样敞的呢？

　　卫立煌命令锦州兵站分监部的运输补给随到随运沈阳，储存的少数馀额亦应尽快运沈。范汉杰说锦州必须有一个基数的储存，沈阳主力即将撤至锦州，不必徒劳往返，给了卫立煌一个橡皮钉子。卫立煌认为打通沈锦线应由“剿总”负责，主要兵力汇集中沈阳。范汉杰认为锦州必须增加兵力，以准备必要时打通沈锦线。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范汉杰要撤退义县，卫立煌又是个不准，结果把一个很能打的暂20师断送了。卫立煌和范汉杰都大抓人事，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互相掣肘。

　　蒋介石则以高超的平衡艺术搞政治搭配，将两人推荐的人选各取二分之一。

　　范汉杰任27军军长时，属于1战区司令卫立煌指挥的战斗序列。

　　怛范汉杰是胡宗南的人，常常不理卫立煌那一套。蒋介石是应该知道这种历史渊源的，却把这位陆军副总司令调来锦州给卫立煌当副手。

　　权术大师蒋介石的拿手好戏，就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倘若下边铁板一块，还怎麽控制呢？

　　内战中的内战。

　　卫立煌认为汉杰只听蒋介石的，就努力接近廖耀湘、周福成等实力派人物。5月初，廖耀湘等人奉卫立煌之命进京，本是陈述坚守沈阳的，却变卦了。一是见蒋介石决心撤退沈阳主力，二是决定成立西进兵团，由他当司令，魅力实在不小，卫立煌怕廖耀湘把主力拉走，坚决反对。

　　蒋卫相左，卫范不睦，卫廖又僵。

　　在国民党的关东这盘棋上，还有谁能比卫立煌、范汉杰和廖耀湘的精诚合作更重要的呢？

　　陈诚引咎辞职，蒋介石曾有意将东北和华北统一交傅作义指挥。

　　傅作义是个明白人，坚不受命，于是找来卫立煌。如今搬弄不动卫立煌，就想起他的爱将杜聿明，又要临阵换将。

　　全乱套了！

　　廖耀湘全军覆没，卫立煌坐在“剿总”大楼里，老和尚打坐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为吃粮，15岁就从军的3星上将，在想些甚麽呢？

yj1983

林彪的历史功勋值得怀疑是不假，因为他只打了少数几场大战役，其中平型关大战还是很值得争议的战争。辽沈战役倒是他的功劳不假。
另：说句实话我对讨论国民党那些将领更感兴趣……

彼得大帝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杜聿明）


　　　　　　　　　　　　　　
　　杜聿明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到达山海关前的。

　　一列载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火车从秦皇岛驶来。被一连串军事行动的成功鼓舞着的杜聿明，坐在他那节卧室、餐厅兼指挥所的车厢里，用那双因熬夜太多而充血的眼睛，望着掠窗而过的站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

　　那清一式的站牌，那随处可见的深蓝色“仁丹”广告，那初冬冷淡的阳光下宁静的河流，那背阴处覆盖着薄雪的山岭，化作军用地图上交叉纵横的曲线和指纹似的等高线，化作象征城市的大小不一的圆圈，化作覆满大地的黄绿色军服，化作像血一样的火和像火一样的血，化作高脚杯和“青天白日”，“云麾”勋章悦耳的碰撞声。

　　他陶醉了。

　　他不知道林彪也正在向锦州走来。

　　但他知道他迟早是要碰撞的。

　　他知道这位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军的份量，他就是冲这种份量来的。

　　“米脂婆姨绥德汉”。不知米脂出过多少美女，也不知绥德出过多少好汉。但杜聿明这位男子汉出自米脂而不是绥德，却是无疑的。

　　如今舞台、银幕和一荧光屏上男子汉很多，而且大都锋芒毕露，一览无余。有的甚至洋人不洋人，国人不国人，像个莫名其妙的天外来客。个头中等偏上，脸膛方方正正的杜聿明，在军服笔挺，马刺丁当的将军丛中，与众不同的，也许就是那种内在的传统的儒将风度。连那位张牙舞爪的卡夫东，也称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杜聿明的男子汉气概，表现在他的业绩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分兵三路进攻热河。十七军二十五师，就是此刻杜聿明麾下的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从蚌埠赶到古北口阻击日军。穿着草鞋的南方籍官兵，在腊月的冰天雪地中与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垒。师长负伤了，副师长杜聿明代理指挥。激战三昼夜，二十五师伤亡四千余人，日军伤亡二千多。

　　这不是一次胜仗，就象后来远征缅甸退走野人山一样。他是负者，也是英雄，悲壮的英雄，历尽万难而万难不屈的铮铮男子汉。

　　不过，使他建立功名的，毕竟还是一九三九年底的桂南昆仑关大捷。

　　当时，杜聿明是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五军军长，对手是曾经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战役的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激战十余天，昆仑关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日军炮弹纷纷落在指挥所附近，几次在杜聿明身边爆炸。他抖落地图上的泥土，拭去望远镜上的烟尘，眉头不皱。

　　谁都知道，这个坂垣师团也吃过林彪的苦头。

　　不用仔细观察，就会挺有趣地发现，做为统兵几十万的将军和东北内战的一对对手，杜聿明和林彪有许多相似之处。

　　都是黄埔毕业。都被称为儒将。都是各自领袖的爱将。都是抗战名将。连抗战中建立功名的地方也那么相象，一个叫昆仑关，一个叫平型关。

　　平型关和昆仑关都是进攻战。林彪是占据有利地势打埋伏，一个冲锋压下去，是战略和战术上的出其不意，打的是巧仗。杜聿明是仰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昆仑关，是实打实，硬碰硬的攻坚。对手同样是号称“钢军”的坂垣师团，林彪攻的是２１旅团辎重队和后卫部队，杜聿明攻击的是１２旅团主力。战果也不相同。平型关歼敌１千多人，昆仑关歼敌４千多人，旅团长中村正雄也被击毙。但是，平型关战斗中的土八路，装备根本无法和杜聿明的机械化相比。而且，平型关战斗是在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时爆响的一曲凯歌，其敢打必胜的男子汉气概，坚定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信心，都是非同一般的。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是武林中的话，论的是武功，而不是将才。如果真要比较这两位抗战名将的优劣高下，或许还真的需要他们比试一下。

　　果真有这一天，那就不仅是他们的不幸，更是全民族的悲哀了。

　　这一天果真有了。
　　
    1948年10月2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2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调任沈阳“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10月27日，就在东进兵团徒劳无功的终于攻占塔山这一天，廖耀湘兵团电讯联络中断。杜聿明立即命令停止东进，退守原来阵地。11月2日，沈阳失守。于是，杜聿明的使命，就由东进变成西退。

　　廖耀湘兵团被歼，沈阳易帜，锦西和葫芦岛的国军成了惊弓之鸟，唯恐共军顷刻间赶来，再把他们席卷一空。有的说应从陆上跑，有的说应从海上走，有的说还是海上走安全，但若船来晚了，掩护部队无法走掉。有的说有重要机器设备，奉主管机关命令要尽快撤退，有的说有档案文件必须先走。边区司令部门口拥挤著一重又一重人，争吵不休。连侯镜如都急了，催杜聿明当机立断，快些从陆路走。

　　面色黄瘦，一副病容的杜聿明不动声色。给前方部队的命令是“向共军搜索攻击”，给後方部队的命令是“向某地转移”。等部队到了葫芦岛码头，才发出上船命令。

　　11月8日午夜，最後一支部队54军8师经锦西机场去码头登船时，杜聿明很安闲地站在跑道旁，向8师副师长施有仁招手道：不要慌，沉著点。

　　卫立煌逃跑时，连“剿总”楼上的国防部战地督察组长都忘了打声招呼。儒将杜聿明，在这里把人心徨徨的10万大军的撤退，组织调理得有条不紊。

　　林彪懵了，接着就是愤恨。

    只是，林彪锦西撤退建立功名，杜聿明功名何在？

　　从昆仑关到山海关，他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他在黑土地上撤退了最後一名国军士兵。当年他揭幕，如今他谢幕，有始有终，倒是一个全过程。

　　离开黑土地两天後，杜聿明飞赴淮海战场。

    当他在淮海战场上抱着热切的希望拯救黄百韬未成，想率领部队南撤守淮为党国保存有生力量也没有成功。一道援救黄维的命令耽误了他，而后又被另一个对手粟裕算计了。他亲自率领的30万大军被陈毅和粟裕围困在方圆不足百里的陈官庄地区，成为鱼塘里已经奄奄一息的死鱼。在被围的日子里，这位身患胃病、肾病的将军连一口蔬菜都吃不上。原本就面黄肌瘦的他更像一只没有吃饭的猴子。

    1949年新年夜过后，他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被俘，从此走出军界。据说，他被俘的时候，变成了“军需官高文明”，后来又自杀不成形象受损，头上一样缠满绷带让他更像陕西人了。

    杜聿明的国民党生涯结束了。后来，他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长眠在八宝山的。

彼得大帝

政治元帅 （罗荣桓）

　　陈世勋老人说，微山湖西“肃托”时，抓的抓，杀的杀，提心吊瞻，人人自危，拷打的爹呀妈呀的，受不了谁知道会胡乱说出谁呀？

　　就在这时，罗荣桓坐条小船赶到湖西。“放了。”一句话，全解放了。

　　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即没有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故事，也不像陈毅那样火烈生动，兴之所至，出口成章。在青岛大学攻读过土木工程的大学生，若不是那副眼镜在土八路中有点突出，很难看出和常人有甚麽两样。

　　于保之老人在山东给罗荣桓当遇警卫员，老人说，下边部队一些领导，有事没事，有机会都爱去罗帅那儿坐坐。在外面站岗，看他们唠得像亲兄弟似的。有时仗没打好，或是出甚麽问题，被罗帅找来了。罗帅批评人可厉害了，一点不讲情面。来时哭丧著脸，没精打彩的，走时一个个都心情舒畅，像换了个人似的。也不知怎麽谈的，反正罗帅就有这本事。

　　权威并不都是由职务决定的。同样，说罗荣桓是位军事家，也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履历中有“115师代师长”和“山东军区司令员”这两个职务。1937年7月，他指挥的梁山战斗，歼灭日军600多名。1945年11月，中央要在锦州西部打大仗，指名道姓要林彪或罗荣桓前去指挥，毛泽东肯定是深思熟虑了的。

　　但是，从红军时代的连队党代表，到建国後的第一位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主要贡献还是在政治工作上。

　　做为黑土地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罗荣桓主要从事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後勤工作。这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

　　7师开展诉苦运动後，有人不以为然，甚至说三道四。罗荣桓立即感到这是个创举。诉苦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後，有的单位查三代，使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悲观失望，觉得拚死拚活革命，倒成了革命对象。罗荣桓及时住意并纠正了这种过火行为，使诉苦运动沿著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对于土改中乱抓乱斗乱打现象，罗荣桓都及时提出建议，使问题得到解决。

　　有的老人说：跟罗帅做政治工作有安全感。

　　回首不堪回首的“阶级斗争”史，我们最缺少的不就是安全感吗？

　　在接连反攻的新形势下，一些人思想还停留在山沟里，没认识到城市被夺占就将永远保持下去。加上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城市有种天然的抵触和反感，觉得城市是地主资本家的窝子，打开後就得好好整一整。罗荣桓对这个问题盯得很紧。他在各种场合说明这个问题的危险性，以政委名义向部队发出措词严厉的《关於政策问题的指示》。根据他的意见，东北军区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攻下锦州，战火刚停，他就亲自进城检查执行纪律情况。

　　罗荣桓在黑土地上另一个贡献，是成立和训练二线兵团。

　　随著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部队伤亡也越来越大，兵员补充也越来越紧迫。在他的建议、筹划和主持下，各军区都成立起独立团。大批农民入伍後，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上升的阶段，由野战军抽调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短期训练後直接补充主力，或成立新的作战师。到1948年8月，主力部队已扩大到12个纵队70万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105万人。

　　在把大量心血默默地倾住到这些工作中的同时，罗荣桓无时不在关注着主力部队的思想建设。四平攻坚战中，1纵伤亡很大，有的师失去元气。他来到1纵总结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恢复士气。8纵打锦州前出了纰漏，情绪受影响。他来到8纵，和纵队领导谈话，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林彪在关键时刻犹豫动摇，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使林彪重新下定决心。

　　一位战争年代先後给罗荣桓和林彪当过秘书的老人说：有的文章把林彪犹豫动摇，想回师打长春，罗帅去找林彪，写成两个人都拍了桌子。这是不可能的。从他们的性格看不可能，从他们当时的关系看也不可能。

　　老人们都说：罗荣桓和林彪，在黑土地上配合得很好。

　　罗荣桓不赞同“最後一战”这个口号，为此，他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并请林彪转报中央。

　　在四平撤退後的范家屯紧急会议上，罗荣桓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林彪撤退到松花江北的主张。

　　病魔缠身的罗荣桓，在黑土地上的“万花筒”时期，不仅表现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也显示了不俗的军事战略家目光。

　　老人们说，罗帅和林彪都性格内向，爱思考。在双城时，林彪没事几乎不出院，罗帅也轻易不到林彪那儿，来了就有大事商量。每次都谈得好好的，没听说有甚麽口角，即便有，也是正常的，罗帅很大度，林彪也不小肚鸡肠子。各纵队和师的干部配备，一般都是罗帅先拿出意见，再和林彪商量决定。署名的“林罗”和“林罗刘”的电报，发走後再给“罗刘”看，也未听过有甚麽异议。

　　有人说，罗帅很会当政委，有兄长风度。

　　一句话道出了一位政治元帅虚怀若谷的忘我精神。

　　从红1军团到115师，罗荣桓和林彪应该说是老搭档了，也应该说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和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魅力，两种魅力相辅相成，互相完善。比林彪大4岁的罗荣桓，有时做为下级，有时做同级，一直相处到平津战役结束，关系一直是和谐的，融洽的。

　　实实在在，那时候自己人斗来斗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好了，我的几块砖已经拍完了，现在请诸位发言了。或者谈论历史人物，或者随便说两句。
总之，什么都行啊！

yj1983

最初由 彼得大帝 发布
　　实实在在，那时候自己人斗来斗去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这句才确实道出了 共产党得天下的原因所在。

铁脸司密

既然如此,我就说说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苏维埃的丰碑,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驱——弗拉季米尔`伊理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1870年4月10日（2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诞生于俄国辛比尔斯克省辛比尔斯克市（现乌里扬诺夫斯克市）
1879年8月16日（28）  入辛比尔斯克古典中学。  
1887年6月10日（22）  中学毕业。在校时，学习成绩优异，曾获金质奖章。  
1887年8月25日（9月16日） 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  
1887年12月4日（16）  因参加学潮被捕。
1887年12月7日（19）  被喀山大学开除学籍，并被放逐到喀山省莱舍夫县科库什基诺村受警察秘密监视。  
1888年秋-1889年5月以前  获准回喀山居住。在喀山参加尼·叶·费多谢夫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889年5月初  随同全家迁往萨马拉。
1891年  前往彼得堡，以校外生资格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的春季和秋季国家考试，获得该校发给的一级毕业证书。
1892年1月  任律师助理。  
1892年  组织并领导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3年春天  撰写《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一文。  
1893年8月20日（9月1日）  从萨马拉启程彼得堡。  
1893年秋天  撰写《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并在马克思主义小组会上宣读。
1894年1月9日（21日）  在莫斯科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言，批判民粹派分子瓦·巴 ·沃龙佐夫的观点。  
1894年2月底  参加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在克拉松工程师家里的集会，第一次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见面。  
1894年春夏  撰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  
1894年秋冬  领导彼得堡的进步工人小组，给维堡、涅瓦关卡等地的工人小组讲课，并参加工人的集会。  
1894年底—1895年初  撰写《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  
1895年4月25日（5月7日）  为了同在国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并考察西欧工人运动，由莫斯科启程出国。
1895年5月3日和27日（5月15日和6月8日） 在瑞士访问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在日内瓦访问格·瓦·普列 汉诺夫；在苏黎世访问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商谈建立经常联系和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等问题。  
1895年5月底-6月  在巴黎访问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  
1895年9月2日和7日（14日和19日） 在柏林访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
1895年9月29日  回国后主持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正 式成立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同年12月15日（27日），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895年12月8日（20日）  由于内奸告密而被捕。  
1895年底—1899年1月  在监禁和流放期间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1897年2月17日-5月  从彼得堡启程经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  
1898年7月10日（22）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流放地舒申斯克村举行婚礼。  
1899年8月20日-22日（9月1日-3日） 在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在米努辛斯克专区流放的马克思主 义者开会，讨论经济派的《信条》。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1900年1月29日（2月10日） 流放期满，离开舒申斯克村。  
不晚于1900年7月13日（26日） 从波多尔斯克启程出国
1900年12月11日（24日）  列宁创办的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号在慕尼黑出版。  
1901年秋-1902年2月  月 撰写《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一书。  
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7月30日-8月23日）  参加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会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  
1903年11月25日（12月8日） 声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  
1904年2月-5月6日  撰写《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  
1904年12月-1905年5月  主持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前进报》的工作。
1905年1月10日（23日）  在日内瓦得知彼得堡发生1月9日流血事件后，写文章进行评述。号召准备武装起义。  
1905年4月12日-27日（4月25日-5月10日） 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大会主席，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主编和中央委员会驻国外代表。  
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以后  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参谒马克思墓。
1905年6月-7月  在巴黎参谒“公社战士墙”。撰写《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 策略》一书。  
1905年11月2日-5日（15日-18日）  从日内瓦启程，经斯德哥尔摩回到俄国首都彼得堡 。  
1905年11月9日和12月3日（11月22日和12月16日）之间 主持《新生活报》编辑部的工作。
1905年12月12日-17日（25日-30日）  领导在芬兰的塔墨尔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  
1906年1月上半月  从彼得堡秘密到达莫斯科，以了解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后的形势。  
1906年4月10日-25日（4月23日-5月8日）  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入代表大会主席团。  
1906年11月3日（16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上被选入主席团。  
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  领导在伦敦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07年7月21日-23日（8月3日-5日）  出席在芬兰的科特卡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  
1907年8月5日-11日（18日-24日）  参加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以及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问题决议起草委员会成员。与会期间，第一次会见克·蔡特金。  
1907年8月20日（9月2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机关 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  
1907年11月5日-12日（18日-25日） 出席在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  
1907年12月  第二次流亡国外。由芬兰的奥布（图尔库）启程，在前往纳古岛时，徒步走过海峡冰层，几乎遇难。从纳古岛乘轮船前往斯德哥尔摩。  
1908年1月初  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经瑞典、德国抵达瑞士的日内瓦，主持迁移到日内瓦 继续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秘密报纸《无产者报》。
1908年2月-10月  撰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1908年4月10日和17日（23日和30日）之间  应阿·马·高尔基的邀请,由日内瓦去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小住。同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亚·巴扎罗夫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争论哲学问题。  
1908年12月1日（14日）  同克鲁普斯卡娅由日内瓦迁居巴黎。  
1908年12月21日-27（1909年1月3日-9日）  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1909年6月8日-17日（21日-30日）  主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1909年夏天  同克鲁普斯卡娅到巴黎近郊德拉维里拜访拉法格夫妇。  
1911年春天和8月17日（30日）之间  创建和领导设在巴黎的隆瑞莫党校，并亲自讲课 。  
1911年12月14日-17日（27日-30日）  在巴黎主持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  
1912年1月5日-17日（18日-30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并主持这次会议。  
1912年4月22日（5月5日）  列宁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真理报》第1号在彼得堡出版。  
1912年5月31日（6月13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会方上作讲演。  
1912年6月9日（22日）  同克鲁普斯卡娅由巴黎迁居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当时属奥匈 帝国），抵达克拉科夫。  
1912年12月26日-1913年1月1日（1913年1月8日-14日）  在克拉科夫主持召开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913年9月23日-10月1日（10月6日-14日）  在波罗宁主持召开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1914年1月13日-20日（1月26日-2月2日）  参加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914年7月19日（8月1日）  得悉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1914年7月26日-8月6日（8月8日-19日）  被诬从事间谍活动，遭奥地利当局逮捕入狱 。  
1914年8月23日（9月5日）  出狱后获准去瑞士，偕全家到达伯尔尼。  
1914年8月23日-24日（9月5日-6日）  撰写关于战争问题的提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1914年8月24日-26日（9月6日-8日）  领导在伯尔尼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作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报告。  
1915年5月-8日  撰写《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 战争的态度）》、《论欧洲联邦口号》等著作。  
1915年8月23日-26日（9月5日-8日）  出席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并发言。  
1916年2月初  偕全家由伯尔尼迁居苏黎世。  
1916年4月11日-17日（24日-30日）  出席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 。  
1916年6月19日（7月2日）  写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1917年3月2日（15日）  获悉俄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决定立即回国。  
1917年3月7日（20日）  开始为《真理报》撰写总标题为《远方来信》的一组文章。  
1917年3月27日（4月9日）  同克鲁普斯卡娅和一批政治流亡者一起离开瑞士，取道德国 、瑞典、芬兰回国。  
1917年4月3日（16日）  撰写《四月提纲初稿》。抵达彼得格勒芬兰车站，站在装甲车 上向欢迎群众发表演说。  
1917年4月4日（17日）  在塔夫利达宫作报告，阐述《四月提纲》。  
1917年4月24日-29日（5月7日-12日）  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 议（四月代表会议）。  
1917年5月22日（6月4日）  出席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关于土地问题的讲话。  
1917年6月3日-24日（6月16日-7月7日）  参加在彼得堡格勒举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17年7月5日-10月24日（7月18日-11月6日）  由于“七月事件”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实行白色恐怖，为避开搜捕而转入地下。  
1917年7月10日（23日）  撰写《政治形势》一文，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准备武装起 义以夺取政权的策略路线。  
1917年7月26日-8月3日（8月8日-16日）  在隐匿状态下间接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并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和党中央委员。
1917年8月9日（22日）晚  乘火车秘密前往芬兰。  
1917年8月-9日  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
1917年9月中旬  写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和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封信。  
1917年10月7日（20日）  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1917年10月10日（23日）  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关于武 装起义的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  
1917年10月16日（29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就武装 起义的方针问题作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起义领导机构——军事革命总部。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  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认为拖延武装起义等于自取灭亡。深 夜来到起义领导中心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告俄国公民书》，宣告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到军事委员会手中。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出席会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大会宣布 组成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917年11月2日（15）不早于1917年年12月14日（27日） 签署《俄国各民族权利宣言 》。拟《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作关于苏维埃国家经济政策问题的 笔记
1917年12月24日-27日（1918年1月6日-9日）  在同妻子和妹妹一起度假期间撰写《怎样 组织竞赛？》等多篇文章和一些文件。  
1918年1月10日-18日（23日-31日）  领导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  
1918年1月15日（28日）  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1918年2月18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两次讲话，主张立即接 受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  
1918年2月21日  起草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1918年3月6日-8日  出席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纲和更 改党的名称的报告》，提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草案。  
1918年3月10日  由于迁都，离开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  
1918年3月11日-16日  领导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工作。大 会通过列宁起草的以共产党党团名义提出的关于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  
1918年4月-5月  撰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文章。  
1918年5月1日  在霍登卡广场检阅部队。
1918年5月8日  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撰写《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  
1918年6月4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联席会议上作《关于同 饥荒作斗争的报告》和总结发言。
1918年7月5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1918年7月10日  同约·约·瓦采季斯谈东线的局势、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防体系和红军建设等问题。  
1918年8月6日以后  撰写号召书《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1918年8月28日  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  
1918年8月30日  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原米歇尔逊工厂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离开工厂时 ，遭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范·卡普兰枪击受重伤。  
1918年8月30日-9月15日  受伤后接爱治疗。  
1918年10月-11月  撰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1918年11月6日  出席全俄工人、农民、哥萨克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发表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的讲话。  
1918年11月7日  先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和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讲话。  
1918年11月19日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  
1918年11月30日  签署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决定。  
1919年3月2日  共产国际每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列宁致开幕词，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1919年3月18日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追悼会上致悼词 。  
1919年3月18-23日  出席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并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和关于党纲的报告。  
1919年3月底  灌制八篇留声机片录音讲话。  
1919年5月1日  在红场的阅兵式和庆祝大会上讲话。  
1919年5月6日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  
1919年5月25日  参加在红场举行的庆祝普遍军训一周年的群众大会，检阅工人营、各区 共产主义分队和莫斯科军事学校学员，并发表讲话。  
1919年6月28日  写完小册子《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 期六义务劳动”）》。  
1919年7月4日和7日之间  代表俄共（布）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一信。  
1919年10月11日  撰写《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文。  
1919年10月16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大楼阳台上对应征入伍的工人共产党员发表讲话。
1919年10月30日  撰写《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  
1919年11月19日  接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刘泽荣〉。  
1919年12月2日-4日  领导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1920年1月23日  写信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建议他在为《真理报》写的文章中阐述国家电气化计划。  
1920年2月  接受美国《世界报》记者林·埃尔的采访。
1920年3月底-4月初  领导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并作报告和发言。
1920年4月-5月  撰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1920年5月1日  在克里姆林宫院内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1920年7月19日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报告。  
1920年9月下旬  主持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1920年10月2日  出席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青年团的任务 》的讲话。  
1920年10月6日  接见英国学者赫·威尔斯。
1920年秋天  接见苏俄红军中国团团长任辅臣烈士的遗属。
1920年11月14日  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参加莫斯科省沃洛科拉姆斯克县卡希诺村电站 的落成典礼。  
1920年12月22日-29日  领导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1年1月28日和2月2日之间  两次接见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21年2月8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春播运动和农民生活状况时，撰写《农民问题提纲初稿》，规划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1921年3月8日-16日  领导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作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 粮收集制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苏维埃俄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17日  写信给美国实业家华·万德利普，表示苏维埃俄国愿意同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和事务关系。  
1921年3月底-4月21日  撰写《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一书。  
1921年5月26日-28日  领导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  
1921年6月14日和22日之间  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克·蔡特金谈话。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  领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当选为大会名誉主 席，并在会上作报告。  
不晚于1921年7月6日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休息时，同中国《晨报》记者 瞿秋白交谈。  
1921年10月14日  撰写《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  
1921年10月17日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 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  
1921年10月22日  就租让谈判事宜接见美国实业家阿·哈默。观看全俄第一部电犁试 验。  
1921年10月29日  出席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作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1921年11月5日  撰写《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  
1921年11月28日  同美国社会活动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帕·克里斯坦森交谈。
1921年12月23日-28日  领导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  领导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被选入主席团， 作政治报告，当选俄共（布）中央委员。  
1922年4月3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通过关于设立党中央总书记和两名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全会任命约·维·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  
1922年5月下旬-10月初  因健康状况不佳在莫斯科近郊的哥尔克村休养，但仍未放下 工作。  
1922年10月3日  休养后第一次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
1922年10月5日  出席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  
1922年11月13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会议，用德语作《俄国革命的五年 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  
1922年11月20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作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讲话。
1922年12月30日  因病未能参加苏联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被缺席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这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选举列宁为第一届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  
1922年12月-1923年3月  病中口授一生中最后的书信和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1923年3月上旬  病情发展，丧失语言能力，右半身瘫痪加重。  
1923年4月17日  俄共（布）第十二代表大会开幕。列宁因病不能出席，被缺席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  
1923年5月15日  在医生陪同下去哥尔克村疗养。  
1923年7月6日  苏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列宁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  
1924年1月21日  病情急剧恶化，当晚于哥尔克村逝世。

铁脸司密

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者之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指导者，列宁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导师，卡尔`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  马克思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市的一个律师家庭。  
1830年10月  马克思进特利尔中学念书
1835年9月24日  马克思中学毕业。  
　　　10月15日  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  
1836年10月22日  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1839年初-1841年3月  马克思研究古希腊哲学，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写作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1841年3月30日  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  
　　　4月15日  马克思得到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证书。
1842年4月  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  
1842年10月上半月  马克思移居科伦，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主编。
　　　11月下半月  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与恩格斯初次见面。恩格斯是在赴英国途中访问马克思的。  
1843年3月17日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6月19日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
　　　10月底  马克思迁居巴黎，同阿·卢格合办《德法年鉴》。
1844年2月底  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创刊号（第一、二期合刊）在巴黎出版。  
　　　4月-8月  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5月1日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诞生。
　　　8月  马克思开始为巴黎的德文报纸《前进报》撰稿。  
　　　8月28日左右  马克思会晤从英国回德国途中来访的恩格斯。从此两人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为今后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  
1845年2月3日  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2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出版。  
　　　4月初  恩格斯从巴门迁居布鲁塞尔。
1845年7月中旬-8月下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作考察旅行，并在伦敦会见了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人。  
　　　9月26日  马克思的女儿劳拉诞生。  
　　　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翌年5月完稿。
1846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3月3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威·魏特林的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  
1847年春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
　　　6月初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因经济困难未能参加，恩格斯出席了大会。  
　　　7月初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 。  
　　　8月5日  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1847年8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德意志工人协会。  
　　　11月15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当选为协会副主席。  
　　　11月29日-12月8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他们起草同盟纲领。  
1848年2月22日  法国爆发革命。  
　　　2月24日左右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出版。  
　　　3月4日  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第二天马克思一家到达巴黎。
　　　3月11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恩格斯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13日  维也纳爆发革命。  
　　　3月18日  柏林发和一街垒战。  
　　　3月21日  恩格斯到达巴黎。
　　　3月21日和29日之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4月6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11日到达科伦。  
　　　5月31日  《新莱茵报》创刊号提前一天出版。马克思任该报主编，恩格斯任编辑。  
1848年7月21日  马克思出席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会议。会上选举马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为代表参加科伦三个民主团体的中央委员会。  
　　　8月13日-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科伦三个民主团体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8月23日-9月11日左右  马克思去维也纳和柏林旅行，目的是加强同各民主团体和工人组织的联系，并为《新莱茵报》筹措经费。  
　　　9月13日  《新莱茵报》编辑部、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科伦弗兰肯广场召开民众大会。大会选出由三十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选入该委员会。  
　　　1月13日  在科伦群众大会上选出了人民委员会，任务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反抗征税，反对正在普鲁士策划的政变。马克思当选为该委员会委员。  
1849年2月7日和8日  科伦陪审法庭分别以侮辱当局和“煽动叛乱”的罪名两次传讯并审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据理驳斥反动派的诬蔑，使法庭不得不宣判全体被告无罪。  
　　　4月5日-11日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雇佣劳动与资本》。  
　　　4月15日-5月8日左右  马克思到德国西北部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城市了解各地的革命形势，为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筹集资金。  
1849年5月16日  马克思接到普鲁士当局把他驱逐出境的命令。
　　　5月19日  用红色油墨刊印的《新莱茵报》最后一号第301号出版。  
　　　6月初  马克思来到巴黎。
　　　8月26日左右  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来到伦敦。  
　　　8月底-9月初  马克思和以前伦敦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重新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9月初  马克思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1850年1月-11月1日 马克思写总结1848年革命的连载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3月6日  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在汉堡出版。11月29日停刊，共出六期。  
　　　3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第一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0年6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1年1月-12月  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经常去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阅读。  
约1851年12月19日-1852年3月25日 马克思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1850年10月4日-11月12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科伦共产党人一案的审讯进程。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揭露普鲁士当局的阴谋，千方百计营救战友。  
　　　10月底-12月初  马克思写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3年5月20日 马克思写《中国和欧洲革命》一文。  
1854年12月底-1855年1月1日  马克思写了两篇总标题为《克里木战局的回顾》的文章， 从此开始为《新奥得报》撰稿。  
1855年1月16日  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诞生。  
1856年10月下半月-1857年3月 马克思研究波兰历史。特别注意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波兰问题。  
1857年1月-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关于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文章。  
1857年10月-1858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欧美各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危机，认为这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开端。  
　　　8月31日-9月28日  马克思写了四篇关于鸦片贸易史和关于《天津条约》的文章。  
1859年5月-8月2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伦敦出版的《人民报》撰稿。7月初马克思担任了该报的实际领导工作。  
　　　6月11日  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  
1860年1月-2月初  马克思继续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为此，他经常去英国博 物馆研究1855-1859年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研究斯密、魁奈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  
1860年12月1日 马克思的论战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在伦敦出版。  
1861年2月28日-3月6日左右  马克思到扎耳特博默（荷兰）探望姨夫。  
1863年1月22日-23日 波兰王国爆发反对俄国沙皇统治的起义。
　　　10月底-11月初  马克思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写支援波兰起义的呼吁书 。  
1864年5月3日  马克思去曼彻斯特探望病危的老战友威·沃尔弗。9日沃尔弗逝世。
1864年9月28日  马克思出席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他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员。  
1864年10月21日和27日之间  马克思重新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  
1865年9月25日-29日 马克思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他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议事日程。  
1866年1月22日  马克思出席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三周年大会，在会上他支持声援波兰民族解放斗争的决议。  
　　　8月底  马克思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起草《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9月3日-8日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了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并按照《指示》通过了各项主要决议。代表大会选举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委员 。  
1867年1月22日  马克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出席伦敦纪念1863-1864年波兰起义四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1867年9月2日-8日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洛桑举行。大会选举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委员。  
　　　9月14日  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
1867年12月下半月-1868年4月底  马克思抱病继续写作《资本论》。
1868年9月6日-13日  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并讨论了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马克思再度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1869年9月7日和11日 在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关于继承权的报告。马克思再度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9月18日左右-10月7日 马克思和女儿燕妮在汉诺威的路德维希·库格曼家作客，并会晤了威 ·白拉克。  
1870年7月19日-23日  马克思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9月6日-9日  马克思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9月20日左右  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被补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1871年3月19日-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巴黎于3月18日爆发革命的消息。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一局势，同公社社员建立了联系，并就许多重大问题向他们提出建议。马克思还给各地写了几百封信，号召声援巴黎公社。  
　　　5月30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起草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9月17日-23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举行代表会议。
　　　9月25日  马克思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论述国际的任务和目的，阐明巴黎公社的阶级实质。  
1872年3月13日和18日之间  马克思起草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的决议，把公社称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1872年9月2日-7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他们在会上捍卫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在他们的坚持下，大会决定把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写进国际的章程，并且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
1873年4月-7月  马克思务和恩格斯受海牙代表大会的委托写揭露巴枯宁分子的阴谋活动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8月底该书用法文出版。  
　　　5月-6日  马克思为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进行繁重的准备工作。  
1874年8月19日-10月3日左右  马克思和女儿爱琳娜在卡尔斯巴德疗养。在返回伦敦途中在德勒斯顿 、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会见了德国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就党内问题进行了交谈。  
1875年1月23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3-1864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
1875年5月5日  马克思写信给威·白拉克，并寄去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8月15日-9月11日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疗养。
　　　9月20日以后-10月  马克思又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用很多时间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  
　　　11月-12月  马克思研究农业化学、物理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门著作，特别是土地问题的著作。  
1876年8月16日-9月15日 马克思和女儿爱琳娜在卡尔斯巴德疗养。
1877年初-8月8日  马克思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撰写第二编第十章。  
1878年-1882年  马克思系统地钻研代数学，写下了大量的札记，继续探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的数学分析，写了微分学简史
1878年12月-1879年1月 马克思继续详尽地研究金融和银行业的问题，作了大量摘录和札记。
1879年9月17日、18日  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起草给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 威廉·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批判了德国党领导人对党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  
1880年5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同茹尔·盖得、堡尔·拉法格一起制定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起草的。  
　　　12月9日-16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见奥古斯特·倍倍尔、保尔·辛格尔，他们是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党的事务加强党报工作而先后来到伦敦的。  
1881年5月-1882年2月中  马克思为了研究原始社会公社制度问题，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作了非常详细的摘要，写了许多评语和意见，还阅读了其他许多有关原始文化史的著名。  
　　　7月26日-8月16日  马克思和夫人到巴黎近郊阿尔让台女儿燕妮家里小住。  
　　　10月13日左右-12月上半月  马克思患重病。  
1881年12月2日  马克思夫人燕妮·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1882年2月9日-10月初  马克思健康状况恶化，根据医生建议，他到阿尔及尔、法国南部和瑞士等地治病、疗养，途中看望了女儿燕妮和劳拉。  
1883年1月11日  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龙格逝世。  
　　　3月14日  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3月17日  马克思的葬仪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恩格斯发表墓前讲话，指出作为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和实际革命活动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铁脸司密

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伟大的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年11月28日  恩格斯诞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  
1834年10月20日  恩格斯进爱北斐特中学念书。
1837年9月15日  由于父亲的坚持，恩格斯没有读完中学，就在巴门他父亲办的一家公司里当办事员。  
1838年7月中旬  恩格斯到不来梅实习经商。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文学。
1839年3月——1841年3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德意志电讯》杂志写了《乌培河谷来信》一文，并在文艺批评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书评和随笔。他还钻研黑格尔哲学，阅读批判宗教的著作，其中包括 大·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一书。在这个时期，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开始形成。  
1841年3月底  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
1841年9月底  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到柏林服兵役。服役期间他利用公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  
1841年下半年  恩格斯研究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
1841年底  恩格斯发表文章批判谢林的哲学观点。
1842年3月  恩格斯开始为《莱茵报》撰稿。
1842年10月  恩格斯服役期满从柏林回到巴门。
1842年11月下半月  恩格斯赴英国曼彻斯特，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在曼彻斯特的纺纱工厂实习经商。赴英途中，他访问了科伦的《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和马克思第一次见面。  
1843年约5月-6月  恩格斯在伦敦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 鲍威尔建立了联系。  
1843年秋  恩格斯访问《北极星报》编辑部，结识了该报编辑、宪章派领导人哈尼，并同德国革命诗人维尔特建立了友谊。  
1843年底—1844年1月 恩格斯为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一文。接着又写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现状， 十八世纪》、《英国状况，英国宪法》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恩格斯最终地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1844年8月28日  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途中，在巴黎同马克思会见，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为以后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  
1844年9月下半—1845年3月  恩格斯在巴门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和莱茵省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建立了联系。  
1845年2月24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出版。  
1845年4月中  恩格斯迁居布鲁塞尔。  
1845年7、8月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作考察旅行，在伦敦会见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领导人。  
1845年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1846年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4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认识。
1846年8月15日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来到巴黎，向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成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  
1847年1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
1847年6月初  恩格斯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
1847年8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德意志工人协会。  
1847年9月12日—1848年2月  恩格斯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
1847年10月中  恩格斯返回巴黎，着手建立和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被选进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负责通讯工作。  
1847年10月底—11月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为同盟起草名为《共产主义原理》的纲领草案。  
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大会委托起草同盟纲领。  
1847年12月20日左右  恩格斯被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委任为协会驻巴黎的代表，同时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驻巴黎的代表。  
1848年1月31日  恩格斯被驱逐出巴黎到达布鲁塞尔。
1848年2月22日  法国爆发革命。
1848年2月24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1848年3月11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21日左右  恩格斯从布鲁塞尔到达巴黎，立即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1848年3月21日-2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文件以传单的形式和《共产党宣言》一起分发给回德国的工人 。  
1848年4月6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革命。
1848年4月1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伦，立即着手筹备出版《新莱茵报》。  
1848年4月15日左右  恩格斯前往巴门、爱北斐特和莱茵省的其他城市，为《新莱茵报》筹措经费并组织同盟支部。  
1848年5月31日  《新莱茵报》创刊号提前出版，马克思任该报总编辑，恩格斯参加编辑部工作。在报纸发行期间，恩格斯针对当前形势写了大量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和短评。  
1848年7月14日  恩格斯在科伦民主协会的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抨击柏林的国民议会。  
1848年8月13日-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恩格斯在会上发了言。  
1848年9月17日  恩格斯参加由科伦各民主团体发起的在沃林根召开的民众大会，被选为大会书记。大会赞成建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并根据恩格斯的建议，通过致法兰克福 国民议会书。  
1848年9月26日以后  由于科伦检察机关对恩格斯等人提出控拆，恩格斯有被捕的危险，不得不离开科伦，在巴门隐藏几天后到了布鲁塞尔，后来又到了瑞士。
1849年1月中旬  恩格斯返回科伦，重新全力投入《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  
1849年2月7日  在法庭审理《新莱茵报》被控侮辱当局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据理驳斥反动派的诬蔑，使科伦陪审法庭不得不宣告他们无罪。  
1849年2月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一周年的宴会。  
1849年3月19日  恩格斯出席纪念柏林街垒战一周年的大会。
1849年约4月15日—5月8日  恩格斯在马克思外出期间负起《新莱茵报》的领导工作。
1849年5月10日-16日  恩格斯经佐林根到达正在起义的爱北斐特，领导修建对抗反革命军队的防御工事。  
1849年5月19日  被迫停刊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第301号出版。  
1849年6月13日—7月12日 恩格斯参加巴登—普法尔茨的武装起义，在维利希志愿部队里担任 参谋，亲自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一次是拉施塔特会战。  
1849年7月12日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恩格斯随同作战部队退入瑞士境内。  
1849年11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到达伦敦。他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并负责改组同盟和筹备新刊物的工作。不久又成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  
1850年3月6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一期出版。这一期刊登了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的头两篇。
1850年3月底和6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第一篇和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0年11月中  为了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  
1850年11月底  恩格斯开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  
1850年12月底  恩格斯开始学习俄语。  
1851月2月12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参加了曼彻斯特宪章派左翼新的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  
1851年8月21日—1852年9月24日  恩格斯承担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一部分任务，撰写《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组文章
1851年10月-1852年  恩格斯继续学习斯拉夫语，研究斯拉夫民族的历史和文学。
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审讯情况，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揭露普鲁士当局的阴谋，千方百计营救战友。  
1853年5、6月间  恩格斯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并且学习波斯语。  
1853年9月—1856年3月  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刊物撰写大量的军事文章和评论。  
1856年5月  恩格斯和玛丽·白恩士在爱尔兰旅行，了解爱尔兰人民的生活和受殖民地压迫的情况。  
1857年8月—1860年11月 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  
1857年7月28日-11月6日  恩格斯因病去海滨疗养。  
1858年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859年4月5日  恩格斯的著作《波河与莱茵河》在柏林匿名出版。  
1859年5月至8月  恩格斯为伦敦的《人民版》撰稿。  
1859年8月3日-15日  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书评。  
1859年11月  恩格斯研究哥特语，并打算进一步研究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 。  
1860年1月-2月  恩格斯研究军事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各种武器的发明和发展的历史。  
1860年4月  恩格斯的著作《萨瓦、尼斯与莱茵》在柏林匿名出版。  
1860年秋-1861年  恩格斯为《军事总汇报》和《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撰写军事论文。  
1861年4月-1865年4月  美国爆发内战。恩格斯撰写有关美国内战的文章。
1863年1月6日  恩格斯夫人马丽·白恩士逝世。  
1863年2月下半月-5月初 鉴于波兰爆发反对俄国沙皇统治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一本小册子，叙述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但小册子没有写完。  
1863年5月  恩格斯重新研究塞尔维亚文，阅读武克·卡腊季奇编辑出版的民歌集。  
1864年5月9日  沃尔弗逝世。恩格斯出席沃尔弗葬礼。  
1864年7月7日  恩格斯被选为曼彻斯特德国政治流亡者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同月又被选为协会主席。  
1864年9月10日左右-10月中 恩格斯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旅行。  
1864年9月28日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1865年2月底  恩格斯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书在汉堡出版。  
1867年6月上半月  恩格斯对化学的最新理论感兴趣，他阅读了德国化学家奥·威·霍夫曼的著作《现代化学通论》。  
1867年9月14日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67年10月-1868年7月  恩格斯为了传播和宣传《资本论》的思想，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  
1868年4月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1868年9月底-11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西班牙的革命事件。  
1869年3月底-4月初  恩格斯研究荷兰——弗里西安语。
1869年7月1日  恩格斯彻底结束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  
1869年9月6日-23日  恩格斯和妻子莉希·白恩士以及马克思女儿爱琳娜在爱尔兰旅行。  
1869年10月-12月  恩格斯写《爱尔兰史》。为了写这本书，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古爱尔兰文原著。  
1870年7月27日左右—1871年2月中 由于普法战争爆发，恩格斯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了五十九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  
1870年9月20日左右  恩格斯和莉希·白恩士迁居伦敦。  
1870年10月4日  恩格斯被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被选为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的通讯书记、财务委员会委员。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巴黎爆发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巴黎的局势和公社的情况 。他们同公社建立了联系，就许多重大问题向公社提出建议，并组织群众集会声援公社。3月 21日，恩格斯在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巴黎形势的报告。  
1871年6月中旬-7月中旬  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文译成德文。
1871年6月-1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对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救援工作。  
1871年9月17日-23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恩格斯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
1872年5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总委员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第一次以小册子形式在日内瓦出版。  
1872年6月26日-1873年2月22日 恩格斯的一组文章《论住宅问题》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
1872年9月2日-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并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  
1873年3月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纪念巴黎公社两周年大会。  
1873年5月  恩格斯着手撰写《自然辩证法》一书。  
1873年10月28日—11月20日  恩格斯因母亲病逝返回恩格耳斯基尔享。  
1873年12月  恩格斯在《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发表《论权威》一文。
1874年6月17日-1875年4月中  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  
1875年3月18日  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阐述了他和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草案的立场。  
1876年5月-1878年6月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1877年1-12月和1878年5-7月，该书以一组文章的形式在《前进报》上连续刊载。  
1878年9月12日  恩格斯的妻子莉希·白恩士逝世。
1879年9月17日  恩格斯和马克思写《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1880年3月30日-5月5日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发表《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文。  
1880年5月初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伦敦同盖得和拉法格讨论法国工人党纲领的问题。  
1881年5月-8月  恩格斯为伦敦英国工联的《劳动旗帜报》撰稿。
1881年12月2日  马克思夫人逝世，5日恩格斯参加葬礼，8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发表悼念文章。  
1882年  恩格斯完成《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的手稿 。  
1883年3月14日  马克思在伦敦逝世，17日恩格斯主持葬礼，并发表墓前讲话。  
1883年4月-12月  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遗稿书信。  
1883年6月  恩格斯着手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 ，该书于1887年1月出版。  
1883年12月-1884年10月  恩格斯校订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版译文，并写注释和序言。  
1884年1月-8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赞成英国社会主义活动家反对海德门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1884年2月初  恩格斯完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修改工作后，出版了该书德文第三版，并写了序言。  
1884年2月中-3月初  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发表》。  
1884年10月3日左右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出版。  
1885年7月上旬  经恩格斯辨认、整理并作序的《资本论》第二卷出版。  
1885年10月  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作为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的引言出版。
1886年4月-5月  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  
1886年4月  恩格斯的《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一文，作为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出版。  
1886年4月底-9月  恩格斯密切注意美国芝加哥、费拉德尔菲亚、波士顿、纽约等城市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斗争
1886年11月6日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欧洲政局》简评。  
1886年12月9日  恩格斯撰文纪念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贝克尔的逝世。  
1887年5月  经恩格斯校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恩格为它写了序言。  
1888年1月-3月  恩格斯写《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未写完。
1888年8月8日-9月29日  恩格斯同爱琳娜、艾威林和肖莱马赴美国和加拿大旅行。  
1889年7月14日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它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  
1890年2月21日-4月12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恩格斯写文章祝贺这一胜利并指出它的意义。  
1890年2月-8月  恩格斯在《社会民主党人》发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1890年5月4日  恩格斯在伦敦参加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活动。  
1890年7月1日-26日  恩格斯和肖莱马到挪威旅行。
1890年10月11-19日  恩格斯密切注意在利尔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和在哈雷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1890年11月28日  各国工人党和工人组织热烈祝贺恩格斯七十寿辰。  
1891年1月底  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并为它写了序言。  
1891年3月  恩格斯写完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的导言。导言发表在3月的《新时代》杂志上和刊印在5月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  
1891年8月16日-22日  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赞扬大会的工作成果。  
1891年9月8日-23日左右  恩格斯和路易莎·考茨基、玛丽·罗舍到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 。  
1891年10月14日-20日  恩格斯关注在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赞同大会的各项决议和通过的党纲。  
1891年12月  恩格斯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发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 。  
1892年6月27日-7月2日  卡尔·肖莱马逝世，恩格斯到曼彻斯特参加葬礼。  
1892年11月  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传略在《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上发表。
1893年3月1日-10日  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  
1893年8月1日-9月29日  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旅行。8月12日在苏黎士出席第三 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以名誉主席的身份致闭幕词。9月11日、14日在维也纳出席欢迎晚会并发表演说。9月22日在柏林出席社会民主党人的欢迎大会并发表讲话。9月2 8日在汉诺威会见库格曼。  
1894年9月底-10月初  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  
1894年11月底  恩格斯在《新时代》上发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  
1894年12月初  恩格斯整理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恩格斯为它写了序言 。  
1895年1月  恩格斯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的全集。  
1895年2月14日-3月6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导言。  
1895年4月初  恩格斯计划整理《资本论》第四卷。
1895年5月  格斯为《资本论》第三卷写了两篇文章，作为它的增补。恩格斯患食道癌。  
1895年6月初-7月24日  恩格斯在伊斯特勃恩疗养。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以及艾威林、阿德勒等人去那里看望他。  
1895年8月5日  恩格斯在伦敦逝世。
1895年8月10日  在伦敦滑铁卢火车站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会，会后恩格斯的遗体在伦敦附近的火葬场火化。后来爱琳娜等人遵照恩格斯的遗嘱将他的骨灰罐投入伊斯特勃恩附近的大海中。

KT-7

对近代史不怎么感兴趣（二战除外），还是喜欢研究中国古代史～

工藤依然

寒
咱对中国历史不感兴趣

雪莉酒

　　英国人信上帝，中国人信神。

　　神是历史的产物。

　　因而，神是悲剧人物。

谁的论断？

xytake

这两天在严打中，据说都已经有500多网站被封了...还是不要讨论本朝太祖之类的人物比较好吧...

铁脸司密

不至于吧??这也算是宏扬革命知识了,和右翼有什么关系??

彼得大帝

我发这帖子的时候也在犹豫。但是我发的这些内容都已经在县在被公认了。中央台的电视电影，都在承认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对林彪的评价现在就很公允，对当年历史上全盘否定林彪也提出了批评。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比日本人更加伟大，中国人能够客观地接受当年的错误，能够在公众面前暴露。比起日本人想方设法的美化和遮羞，要更有魄力。

MichellMemory

对近代史不怎么感兴趣（二战除外），还是喜欢研究中国古代史～

那当然．．古代史多灿烂啊～～　哪象近代史．．．Ｎ大耻辱来着．．．所以学近代史我根本没好好听．．．．逃避啊逃避　－　－||||